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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第2页）

7月14日，近卫文麿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告诫日本民众，要做好“最坏打算”，他指出，“从种种迹象说明，我们为友好解决华北事件所做的种种努力看来都失败了。我们在北平、天津和附近地区的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均处于危险之中”。坐在一边的陆军大臣杉山元立即补充道，“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就在于南京国民政府多年来全力开展的反日运动和反日教育”。关东军的发言人的话更具威胁，“如果中国胆敢做出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关东军将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后方都在磨刀霍霍，前线却并未显出应有的紧张，双方的谈判仍在慢条斯理地进行。7月11日，日本决定由香月清司中将接替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也就是在这一天，被蒋介石催促了无数次的宋哲元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山东乐陵老家，去往危机四伏的北平。

此时的宋哲元可以说是思绪万千。贫苦出身的宋哲元最看重的，当然是他手上的既得利益，如果战争真打起来，他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结果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霸占。作为中国人，他自然不愿意把地盘交给日本人当汉奸，但是也不愿意就这样让给蒋介石。作为冯玉祥西北军的老部下，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能混到现在这地位，也实在是不容易呀。

作为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直接到北平或是到刚刚开办前线指挥部的保定，而是剑走偏锋地去了天津。在7月11日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第二十九军内部分歧较大。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坚决主张抗战，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却主张和平解决，在这之后留下来负责与日本人谈判的张自忠因此被国人视为大汉奸。也正因为此，张自忠后来凭借无数次死战，最后献出生命，才洗清了罪名。其实张自忠只是和宋哲元一样，不愿意丢掉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地盘。宋哲元当即支持张自忠做出向日本人让步的决定，以妥协换取和平。

7月19日，宋哲元抵达北平后，立即对外做出“解除北平戒严，释放逮捕的所有日本人，严禁与日军摩擦”的命令，并下令拆除城内所有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和谈。宋哲元同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电报，暂缓增援部队北上，不要因此而刺激了日本人。他还假惺惺地表示，“河北人民很苦，如果‘中央军’来了，最好不要住民房”。同时，宋哲元私下对日军表示，“对日我们绝不抵抗，对南京我们会极力抗争”，幻想以此讨好日本换来屈辱的和平。

就在宋哲元犹豫不决的时候，日本的增援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开赴平津地区。到7月16日，关东军第一、第十一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已经到达预定位置，朝鲜军一个师团也已逼近平津地区，航空兵团已经全部集结到长城一线，随时可以出击。得知上述情报的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日军正在迅速集结，试图全面包围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对此将信将疑，为了进一步向日军示好，他还致电中国各界救亡团体，谢绝热情国民对第二十九军的慰劳：“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接受。”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召集的各路军阀首领和社会名流已群聚庐山，也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10天后的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这篇谈话几乎被后来所有的抗战著作引用。在这篇谈话中，无处不弥漫着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民族被逼无奈，奋起反击外敌的坚强之心。谈话最后指出：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敌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就在蒋介石发表讲话的同时，7月17日上午11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指出，“讨伐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控制在华北，然而由于情况的变化，也可能转为全面对华作战”。同时决定在7月20日前再由国内向华北派遣三个师团的兵力。待兵力集中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地区”。参谋本部夸下海口：两个月内歼灭第二十九军，三到四个月以全面战争消灭中国南京政权。

就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方再次提出了妥协方案。第二天，宋哲元在张自忠的陪同下，亲自向香月清司当面道歉。就在此时，卢沟桥前线再次传来双方发生冲突的消息。日军随后声明，7月20日之后将“采取自由行动”。张自忠因此找到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彻底弹压共产党，罢免不适宜官员，第三十七师全面撤出北平”等无理要求。

宋哲元还向日本人承诺，他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至少能够确保“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之南。日本人的缓兵之计已经得逞，到7月16日晚间，日军在北平和天津地区集结兵力：原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步兵旅团，关东军第十一独立混成旅团由热河兵出古北口，已开进北平北郊，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统率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也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北平沙河镇，日本的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率领已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五师团自日本国内走海路运抵华北，在海军的配合下在塘沽登陆后直趋天津，陆续集结在平津地区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在这一区域的各种作战飞机也达到了222架。

7月23日，多次得到蒋介石电令告知日军大量集结的宋哲元终于明白，再大的妥协也无法避免战争，等他试图做出战斗部署时，为时已晚。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宋哲元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再次请求蒋介石将援兵稍往后退，缓解一下目前紧张的气氛，真是刺刀不到脸上心不死呀。

7月25日，日军一个中队以维修电线为名，与廊坊中国守军第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二二六团发生冲突，之后爆发激战。激战至26日中午，廊坊车站被日军占领，天津和北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

香月清司以此为借口立即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三十七师必须于28日中午12时之前全部撤出北平。与此同时，驻屯军第二联队二大队约500名日军开车直奔北平。在广安门与中国守军第一三二师一部发生激战，战斗持续3个多小时，一部日军冲入城内，一部被堵在城外。

“广安门事件”使得宋哲元彻底陷入绝望。战争已经近在眼前，他紧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平津局势实堪危虑”，请求“速派大军日夜兼程北进，以接平津之围”。早干吗去啦？蒋介石立即复电，令第二十九军死守北平勿退，同时要求宋哲元立即离开北平，到保定指挥即将爆发的大战。蒋介石特别强调，南京国民政府将全力给予支援。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日军第二十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共万余人，在100余门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北平四郊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发起全面攻击，第二十九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二十九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浴血抵抗，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南苑失守，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残余官兵向北平方向撤走。随后，丰台、清河、沙河相继沦陷。

两位高级将领阵亡，举国悲痛。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人仓皇撤离北平，前往保定。北平陷落。

7月30日，年近七旬的汉奸江朝宗组织的“北平治安维持会”宣告成立。8月19日，江汉奸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天津守军已经得到了北平失守的消息。7月29日凌晨1时，驻守天津第三十八师官兵在副师长、天津公安局局长李文田的率领下，主动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在攻击天津火车站、飞机场、海光寺等处日军的战斗中斩获颇丰，但遭日机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当日傍晚，天津失守。

就在第三十八师发动攻击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忽然良心发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水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十人，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当他们撤到北平城下时，才得知第二十九军已经撤离，遂决定向保定方向追赶。这支队伍在北平西郊与日军遭遇发生激战，损失巨大，大汉奸殷汝耕在混乱中趁机逃跑。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22天之后，华北重镇北平、天津均落入日军之手。

在长城抗战中有过出色表现却因为消极对敌痛失平津的第二十九军，刹那间又变成了国人的声讨对象。退守保定、羞愧难当的宋哲元给南京国民政府发电报自请处分，蒋介石大度地承担了所有责任：“余身为全国军事长官，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关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余自信尽全力负全责定能挽救今日之危局。”蒋介石还致电勉励第二十九军将士，“平津得失不足为虑，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之目的”。

在日本，那个“第一战略家”还在努力。石原认为若再增遣国内的师团加入中国战场，那就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是一场“非常长久的持久战”。在当前局面下，中国和日本还留有通过外交谈判转变局势的可能性。石原提出，当时出于防范北方苏联威胁的考虑，能够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只有11个师团，用这样的兵力解决中国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反对声巨大，但是日本天皇和政府内阁还是认同了石原的观点。希望战争在中国的华北以永定河、滹沱河与绥远一线形成一个战略缓冲区，将中国的战事暂时停下来。日本甚至已经开始寻找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但一切已经晚了。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二、要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最后蒋介石指出：“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之后，民众遭受了苦痛，国家失去了土地，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记过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到底是什么？实在为的是安定内部，达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全国一致，不惜牺牲来与倭寇死拼。”之后蒋介石做出了最后的号召：“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大家要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不知道作为“昭和三大参谋”之首的石原莞尔看到蒋介石这篇通告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败降之后，几个还苟存于世的日本军官对于卢沟桥事变以及之后发生的全面侵华战争曾发出过不少的慨叹。

“昭和三大参谋”之二的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昭和三大参谋”之三的濑岛龙三：“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分界线，如果当时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下来！”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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