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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时间悄悄来到了1937年,这一年的7月7日,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让人永远铭记的日子。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西三面已经基本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保安队,还有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5600多人。即使是情况稍好一点的南面,之前日军已强占丰台,这样卢沟桥就成了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彻底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往来,实现逐步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的目的,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随时来临。
此时在平津地区驻扎的中国军队是原属于西北军的第二十九军,下辖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总兵力约10万人。当时第二十九军主要管辖区域是平津、河北以及察哈尔的一部分,驻守北平的是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这个师素以对日强硬著称,日军对第三十七师驻守北平一直是颇有微词。
西北军在中国旧军阀体系中一向以贫苦著称,现在竟然阴差阳错地辗转到了平津地区,不能不让他们觉得受宠若惊,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格外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可惜占据要地的宋哲元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他不但防着共产党的力量在该地区的渗透,还要防止蒋介石“中央军”重返平津,更要阻止虎狼一般的日本人,当然还有跟在日本人背后那数都数不清的汉奸二狗子。不久前,日本人向宋哲元提出要在平津地区修建铁路,宋哲元向南京汇报遭到拒绝。左右为难的宋哲元只好装病跑到山东乐陵老家躲了起来。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驻屯军第一联队三大队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中尉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19时30分,日军开始军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在其演习地附近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神秘“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进行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的严词拒绝。
清水中尉马上电话向驻丰台的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做了汇报,一木马上电话请示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该如何处理。牟田口的指示是,“立即做好战斗准备”。这个牟田口廉也和一木清直请大家稍作留意,他们在随后的太平洋主战场都还要作为主角出场。
那名失踪士兵其实就是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志村这几天闹肚子,中间憋不住,就找个僻静地儿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就返回了部队。清水节郎随即向一木清直大队长再次汇报,“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可日军并没有因此偃旗息鼓,他们一面部署准备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继续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接到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天在卢沟桥地区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松井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
秦德纯马上命令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人前往交涉。与王县长交涉的,除了松井久太郎和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之外,还有第一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森田彻还将在随后的诺门坎战役中出场并被打成筛子。认为守土有责的王县长拒绝了日军进城检查的无理要求。就在双方仍在僵持谈判的时候,凌晨4时23分,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爆炸的巨响,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进攻,进攻部队就是由一木清直率领的第三大队500余名日军。
守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做了汇报。冯治安当即下令,一寸土地不能让,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誓死不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三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正面强攻未得手的日军改变攻击方向,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国民党军两个排寡不敌众,70多人全部战死。
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凌晨5时54分,东京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就接到了中国驻屯军“在卢沟桥地区与中国军队发生摩擦”的电报。10时20分,第二封电报再次传来,“我军于5时30分对中国军队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消息迅速传开,东京的那些军政要员马上意识到,前面又和中国人干上了。
对于前方事变的处理,日本内阁和军部迅速形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为代表。他们认为对日本威胁最大的是北面虎视眈眈的苏联。目前日本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很可能陷入长期的持久战,这将导致日本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石原提出,目前日本正在加快实施伪满洲国的建设,不要因为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在没有动员15个师团、筹备55亿日元战争经费、限定作战时间不超过半年的情况下,全面出兵中国风险太大,绝非上策。后来的历史证明,石原莞尔作为日本第一战略家,当之无愧。
但是相对于满地都是的“扩大派”而言,他们的声音显然太微弱。赞成扩大战争的人员包括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等人,包括石原的黄金搭档、时任第五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在内的大部分军中将领几乎全都是“扩大派”。在大部分日本军人的眼里,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只要动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全征服中国。田中新一表示,“如果不拿下上海的话,那根本就不叫扩大”。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中佐甚至叫嚣,只要将军舰开到塘沽附近,即使日军没有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都会立即投降”。
对于北边苏联的威胁,“扩大派”提出:苏联刚刚经历了血淋淋的大清洗,能打仗的中高级军官基本上都被斯大林主动干掉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苏联目前肯定无力介入。英国、法国的注意力都在欧洲大陆迅速崛起的德国身上,也根本无暇顾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至于美国,罗斯福总统刚刚再次当选总统,国内无处不在的孤立主义对罗斯福关注欧洲的事务都大加指责,更不会准许他去干预中国的战事。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全面对华开战“千载难逢的良机”。杉山元在觐见天皇时甚至向裕仁承诺,“中国的事情只需要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解决”。
最激动的当属一贯的侵华急先锋关东军,这帮家伙几乎清一色的“扩大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纷纷要求对扩大作战尽快做出决断。日本国内还没做出结论,关东军的电报已经同时到了东京和北平,“鉴于目前华北的严峻局势,已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及空军一部做好随时出击作战的准备”。那个之前在上海和绥远都惹出不少事端的田中隆吉已经像兔子一样跑到了天津,提出中国驻屯军要和关东军联合起来,“立即对中国华北地区发起全面作战”。卢沟桥前线还来了一位猛人,这个人在后边的正戏里我们还要无数次提到他,他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战争狂人辻政信。辻政信觉得和那些大人物辩论耽误工夫,直接跑到前线找到了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关东军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当时陆军参谋总长是皇室的闲院宫载仁亲王,这家伙基本是个摆设,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也在生病疗养中,不能理事。参谋本部实际上是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在主事。7月8日18时42分,头脑清醒的石原莞尔排除干扰以参谋本部“临命第400号”向前线中国驻屯军发出指示:“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石原的命令立即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强烈反对。参谋本部的军官,根本不管石原的命令,立即拟订了一份增兵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驻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出三个师团紧急支援中国华北地区的作战。
说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代表海军反对对美开战,那不假,但他们绝对不是爱好和平,而是因为打美国打不过,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还是要打的。不甘落后的海军军令部立即下达了预备作战命令:一、在台湾海峡演习的第三舰队马上返回原基地;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随意行动;三、准备好机动兵力,随时准备紧急出动对华作战。
7月8日深夜,“扩大派”主力、陆军大臣杉山元再次颁布紧急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两年兵延期复员”。此举一下子又临时增加了可以调动的4万兵力。
当日深夜,中日双方在永定河铁路桥和龙王庙附近再次展开搏杀,两军均有较大伤亡。
7月8日上午,在那座以避暑著名的风景名胜庐山上,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接到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看完电报的蒋介石第一个反应是,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可能真的就要来了。
作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蒋介石马上复电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
蒋介石随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随后他发出了一系列调兵的电令:开封以西的一个师开赴黄河以北,再准备两个师随时调用;第二十六路军抽调两个师向石家庄和保定集中;第四十军和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所有将领立即结束培训下山归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蒋先生还想看看那些平时专门和他作对的地方军阀是什么想法,他向这些大腕发出了一致抗战的号召,并邀请他们同上庐山,共商国是。
出乎蒋介石预料的是,那些一贯喜欢和他唱对台戏的各路诸侯,在民族大义面前却一反常态,连一贯与蒋介石面不和心也不和的汪精卫都表示赞同,“目前中国的局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开战以求存,绝无苟安之可能”。接着蒋介石就收到了最让他头疼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李宗仁还提出让白崇禧马上赶赴庐山听候蒋委员长随时调遣。随后,山西的阎锡山、宁夏的马鸿逵等纷纷来电,表示全力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主张。四川的刘湘和潘文华表示:“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我们已通电全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同德,共同御倭。”刘湘还说,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巴蜀之地在两年之内可以选派出500万铁血男儿奔赴前线!不管是不是真能,表态表得确实不错。
还有一支中国军队也发来了请战电报,表示愿意在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这封电报的署名人多达7个,个个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是中共中央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
或许是看到当时在华北的兵力尚未达到全面开战的规模,日方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和平解决”卢沟桥出现的危机。7月9日凌晨3时,双方谈判代表在卢沟桥前线达成初步协议:一、双方停战;二、日军撤出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中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
可是马上就有新情况发生。就当中国保安队准备进城接防时,再次遭到了日军的阻击。此时的日军第二大队已经按照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的命令向宛平进发。7月10日上午,在秦德纯家中进行的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之后由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的谈判也同样不欢而散。
在日本东京,陆军中的扩大派已经制订进一步向中国增兵的具体方案。这令不扩大派的石原莞尔烦恼无比。石原知道增兵的结果就是战事的无限制扩大,他希望卢沟桥的纠纷能够“不动员国内的师团就地解决”。可是石原也清楚,凭借目前中国驻屯军仅仅一个旅团的兵力,即使加上那些不会打仗只会趁火打劫的伪军,也不足以对付第二十九军的10万之众,前线的危机使得石原无奈只好同意向中国增兵。
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近卫文麿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在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提议下,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向中国华北增兵的决定,只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人表示了担忧。
随后在14时召开的内阁扩大会议上,全体阁员一致支持杉山元陆军大臣的提议,议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并决定“本事件今后称为事变,出兵改为派兵”。会议结束后,首相近卫文麿和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觐见了天皇,裕仁批准了向中国“派兵”的计划。
7月11日18时35分,参谋总长闲宫院下达了“临参命第56号”。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及其附属部队,四个飞机中队奉命急速开赴华北。21时30分,“临参命57号”下达,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务须迅速到达华北”。同时在傍晚时分,日本公开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看到这一切的石原莞尔明白,日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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