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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2页）

与此同时，继续推行垦荒与肃贪两项大政，官吏中骄横贪赃蠹国害民者，无不立正典刑，如吏部尚书谭泰、江宁巡抚土国宝、大学士陈名夏、顺天巡按顾仁等都因贪贿被诛杀。顺治帝甚至面谕刑部说：“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一向法度太轻，革职问罪之后，还能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今后大小官员，凡受赃银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一概籍其家产入官！着为定例！”

皇贵妃宠冠六宫（3）

有名的丁酉科场案，正是福临仰慕朱元璋立法周详可传永久，将法制用于治国的一个例证。

科举制度原本是使“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唐太宗语）的统治者的妙招毒招。千年下来，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至酷，难以自拔。清朝统治者更是旁观者清，所以一入关就连年开科取士，以迎合汉士子，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为了显示清正廉明，为了拔取真正的人才，对科举考试过程中人人痛恨的贪赃坏法、作弊贿买施行严刑峻法，是顺治帝的必然选择，也是他肃贪的一贯作风。诚然，丁酉科场之狱，主考官、房考官及考中的士子，许多人因此被杀、被遣戍流放，处罚太重，常常被当做民族压迫的一个例证；但此事发难者是汉人，受祸者也是汉人，清朝用严刑峻法处理了此案，竟能使大多数未能考中和年年被摈的士人感到出气、感到痛快，并使后来的科举受到震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清正、较少弊端，又是顺治帝乃至大清朝的一得了。

亲政七年之后，积累了相当统治经验的顺治帝，组织了一批大学士校订《大清律》，这是福临立法治国的一件大事。《大清律》一直沿用到清末，虽然在后来的两百多年间，有所增减，但它的基础和基本构架是福临建设的。这应该说是他对大清国的一项重大贡献，为后来的国运兴旺提供了重要保证。

清初的圈地法、投充法、逃人法三大弊政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

用顺治帝自己的话说，圈地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必须要有土地房屋安置进关的满洲八旗军民。福临亲政的时候，该圈的地差不多也都圈够了，所以，他在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下的“永不许圈占民间土地房屋”的谕旨，能够基本得到执行。这样，由圈地引起的投充，在严厉惩处借投充强占土地财产的罪犯之后，也渐渐平息下来。惟有逃人法，从宽还是从严，在朝廷的讨论中几起几落，始终不能解决。

清朝入关前，抢掠汉人为奴隶，作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入关后，土地被圈占的汉民多有带着土地财产投到旗下为奴的，即为投充，他们也是满洲八旗军民的私有财产。奴隶们不堪忍受主人的虐待而逃亡者，就被称为逃人。收留逃人的，被称为窝主。窝主窝藏逃人，就等于抢夺了满洲八旗军民的家产，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那是绝不能容许的。因此从关外到关内，处理逃人，立法最严，这也是满洲各旗向国家、向皇家要求的最重要的保障。

福临亲政后，逃人问题仍然很严重。代表满洲亲贵利益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议出更严厉的法令：窝主被断给逃人之主为奴，窝主两邻（因不举报）流徙，捕得逃人在途中复逃，则解差也流徙。顺治帝认为过严，命再议；结果仍以原议上交皇帝。福临必须依靠八旗定天下，不能违国俗、拂众情，只得批准。

立法再严，也挡不住奴隶的逃亡，还出现了大量冒充逃人诈索财产、陷害良善的事，致使天下纷扰，百姓痛恨。当朝廷中汉大臣纷纷上奏抨击逃人法时，福临不能不站在满洲的立场上斥责汉官。他心里何尝不明白，害民峻烈的逃人法，是造成国家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处在满汉矛盾焦点上的福临，只得忍受双方火力的炙烤，其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二月，兵科给事中李上疏，极论逃人法之弊，归结为七可痛，大大触怒了满洲亲贵。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定李死罪。顺治帝不准，命再议。又议得杖责四十、流徙宁古塔。顺治帝命免杖，安置在离关内近一点的尚阳堡。身为皇帝的福临，只能用这样曲折的方式来保护他朝廷中的一个中下级官员，他心里真够窝囊的了！

议政王贝勒大臣们竟得寸进尺，将逃人法进一步修改为：窝主处绞刑，家产尽行籍没；窝主邻居十家流徙，有关官员分别处分。这样一来，每有一个逃人，就会有一个窝主被绞死，一干官员受严惩，还有多少无辜百姓白白送命！

福临不再退让。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六月，他为此向八旗军民官兵发了一道专门的谕旨：

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以抚养，义无可去之理；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故特立严法示惩。以一人之逃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

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意困辱、无非刑拷打，彼自感恩效力，岂有思逃之理？尔能容彼之身，彼自能体尔之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日众，何益之有？

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

在福临的攻势面前，议政王贝勒大臣们不得不有所收敛。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二月，福临改定逃人法，免了窝主的死罪。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五月，福临又下了一道更厉害的谕旨：

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室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衙门，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从重治罪！

这道谕旨，实在是一次政治地震，激起了剧烈的反响。各省督、抚居然可以对旗下人逮捕、治罪，这真是破天荒！它触动了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满是汉，是旗人是平民，朝野一派沸腾。然而逃人之祸，自此也就渐渐停息了。

皇贵妃宠冠六宫（4）

仅仅为一个逃人法，身为大清皇帝的福临，得用亲政后整整八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目的，遑论其他那些重大的新政建设、旧制革除。他推行的汉化所遇到的巨大阻力可想而知。福临不但没有停步，没有退却，反而越来越向汉化的方向倾斜，他自己也越来越深地沉浸在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之中。

他不仅精通汉语汉文，认真刻苦地读遍了他能得到的一切古今书籍，而且在书法、绘画、音乐、戏剧等方面全面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尤其喜爱与文人雅士们，包括文化素养很高的得道高僧们来往聚谈，乐此不疲。

清初诗人尤侗，号西堂，长洲人，其诗文多出新警人之思，常杂以谐谑，每篇作品一出来，立刻传诵人口。其中不少愤世嫉俗之作，甚至直攻清初三大弊政，同情广大百姓因此而遭受的痛苦。顺治帝因非常欣赏尤侗的诗文，竟也不怪罪他对满洲统治的冒犯。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汉学士王熙在与皇上讲读书史的经筵上谈及尤侗的文章，顺治帝立刻索去阅览，亲加圈点，再三赞叹，称之为“真才子！”过些日子，又亲自摘录尤侗文集中《讨蚤檄》一文示王熙，说：“此奇文也！”就有人跟着献上尤侗的杂剧《读离骚》。福临读后更加喜爱，令梨园弟子播之管弦，为宫中雅乐，自比之为李白为唐玄宗所作的《清平调》。

尤侗仕途蹭蹬，顺治年间考取拔贡，官职低微。直到康熙十八年，应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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