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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之辱（第1页）

南京之辱

面对属下几个师团长一个接一个要求乘胜追击的电报，已经遥遥看到南京城的日第十军军长柳川平助也是无比烦恼。“二二六事件”中的叛乱部队基本都来自第一师团，而当时第一师团师团长就是“皇道派”的主力柳川平助。事件之后，柳川像松井石根一样被解职，打入了预备役。当此危难之际受命而出，正是一雪前耻、重建功勋的天赐良机，可眼看着就在嘴边的肥肉吱吱冒油却不让吃，让人实在是爽不起来。

柳川马上致电日本国内，强烈要求立即对中国宣战并下达攻克敌国首都的命令。在电文里，柳川指出，不能让溃败的敌军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是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如果不正式对中国宣战，日军在中国的作战就显得师出无名、不伦不类。更重要的是，如果逼近了敌国的首都而不去占领，会使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军方的战力产生怀疑，同时也会极大地打击官兵的士气。

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连老酒都明白，日本政府和军方当然也不是傻子，他们比一介武夫柳川平助和一介书生老酒考虑得更多。战而不宣，不但在军事上不能尽情发挥，那些占领区的行政系统也无法正常运作，扶植起来的那群汉奸也就直不起腰来。不宣战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可能使得中国政府怀疑日本的战争之心而继续负隅顽抗，一切似乎都说明日本必须立即对中国宣战。

但日本确实有难言之隐，内阁最后研究的结果依然是“不能宣战”。道理也同样并不复杂：世界上并非只有中日两国。一旦日本对中国宣战，势必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这还可以死皮赖脸地不管，关键是日本赖以支持战争的大量战略物资，比如石油、钢铁、棉花、有色金属等都必须依赖进口，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来自美国。按照国际法条例，一旦日本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美国极有可能首先停掉对日本战略物资的供应。

原本认为平、津、沪相继陷落之后中国肯定会乖乖地屈服就范，但这种结果却迟迟没有出现。中国就像一个踉踉跄跄的拳手，尽管挨了无数的重拳打击，但是背靠圈绳，双手抱头，就是不倒下，也不扔白毛巾。首先憋不住的竟然是日本，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会见了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愿意和中国进行谈判。狄克逊迅速将日本的意见发回国内。前面提到的原因，和中日两国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德国人也不希望两国的战争继续下去且不断扩大，因此很乐意充当两国的调停人。

11月2日，广田弘毅向狄克逊开出了日本与中国谈判的条件：内蒙古自治，扩大华北非武装区到北平、天津以南，扩大上海非武装区，中国停止抗日、共同防共等。这些条件很快被通知给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

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接受日本提出的这些条件。他还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很快就要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显然违反了《九国公约》，蒋介石希望会议能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定。

11月3日，包括《九国公约》缔约国九国在内，以及后来加入该组织的十九个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会议。和以前大家都抢着当主席不同，由于都知道会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棘手的中日战争问题，各大国纷纷谦让，不愿充当大会主席。开个会总不能没有主持人，最后还是东道主比利时外交大臣背起了黑锅。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暴行，要求各国从道义、物质和经济上给予中国援助，对日本实施制裁。前文提到的原因，各国除苏联坚决支持，意大利坚决反对之外，其余各国都“顾左右而言他”。会议最后不了了之，没有达成任何对日本制裁的决议，甚至连中国提出“将日本定为侵略国”的意见都不敢接受。事实证明，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临死前最后的声音。日本军方领导人对这堆废纸漠然置之，他们在中国加紧战争，这场战争将决定主宰中国和太平洋命运的到底是日本，还是西方列强。这次会议之后，国际联盟已名存实亡，再也没有召开过任何会议。

11月17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宣布成立，向中国和全世界表明了“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仅仅三天之后，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迁都公告，宣布将首都迁往大后方的重庆。其中军事机构迁移至长江中游的武汉，在那里建设起中国中部的防守基地，以此向日本表明：老子不怕你，咱们就耗吧，耗死你小鬼子。

蒋介石在随后的《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指出：“我前线将士自兹一心杀敌，更无顾虑，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11月22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再次致电参谋本部要求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松井表示，“除非南京的态度有所改变，停止抵抗，否则日军的铁蹄将继续西进，开往南京、汉口乃至陪都重庆”。

其实早在之前的11月11日，柳川平助的第十军已经越过了参谋本部规定的“制令线”。随后上海派遣军也越线与第十军一起向前攻击前进。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11月24日，东京大本营废除了“制令线”。12月1日，松井和柳川翘首以盼的《大陆命第八号命令》终于来到：“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我们在谈论一个战略要点时，最喜欢说的第一个词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二个词就是“易守难攻”。从十朝古都南京的地形来看，这里却绝对是“易攻难守”。中国历代的军事家无不认为，只要攻占了南京外围的几个战术要点之后，背靠长江的南京城就将成为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瓮中之鳖——原来的背水一战，竟也可能置之死地而不生！

对于首都南京的弃守，蒋介石连续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进行研究决策。

李宗仁认为南京不可守。他的理由是，南京位于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何况我军新败，兵无战心，以受挫部队困守孤城又无有力增援，抵御士气正旺的敌军精锐之师，南京必被攻破。倒不如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军的烧杀抢掠。最优之策就是将有生力量撤退至长江两岸，既可以阻止敌军沿津浦路北上，也可以防止其沿长江两岸快速西进，孤零零一个南京城的丢失，对长期持久抗战当无大碍。

“李白李白”，名不虚传，白崇禧的意见是，德邻兄说得非常好！

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指出，南京守不住，但作为首都，“有必要进行象征性的防守”，在“做适当抵抗后主动撤退”，也好给全国民众一个交代，在兵力使用上刘斐认为，“十二个团最多十八个团就足矣”。

刚刚从前线战场撤下来的陈诚认为，敌人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已经落入我们事先设计好的圈套，开始逐渐走向失败。南京孤立且无现代化要塞设备不易坚守，我军应速速脱离战场撤至皖南，以南京为前卫阵地，贯彻我持久战之方针。

似乎不守的意见占了上风，但马上就有了不同的声音，训练总监部部长唐生智慷慨陈词：“南京为我国首都，全球瞩目，又是孙总理陵寝所在，如果不战而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必当坚守也！”

蒋介石马上接住了唐生智的话，那就守一下，就由你来守。

唐生智表示：“抗战以来，中下级军士牺牲甚多，鲜见有高级将领牺牲者，卑职愿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当即宣布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部队司令长官，指挥15个师约10万人马进行南京保卫战。

此时的蒋介石可谓是感慨万千。193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南京举行了结婚十周年纪念。他在日记中写道：“结婚已经十足年，党国前途艰难重生。以后第二之十年，究不知变化。”12月7日凌晨4时，蒋介石起床做了一次祷告。5时，携夫人乘坐“美龄”号专机从明故宫机场起飞，离开了注定会沦陷的首都，远处南京近郊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闻。专机经停武汉前往庐山。蒋介石后来说，这是一次令他“几欲心碎”的痛苦旅程。

攻击南京的日军由两路部队组成。朝香宫鸠彦的上海派遣军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和第十旅团，柳川平助的第十军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和第九旅团。

对于南京这个中国当时的首都来说，劫难已经不可避免。南京外围修建的几条防线已经在溃兵和追兵的轮番冲击下土崩瓦解。经过混乱的外围战，南京很快就直接暴露在两路日军的兵锋之下。南京背对长江，日军可以在北面用军舰封锁江面。地面上从芜湖突进的日军已经从西面包抄上来切断了南京与后方的联系，东面和南面也已被日军合围，南京已经成为一座死城。12月6日，唐生智下达了全城戒严令。

12月9日，日军已进抵南京城下，并用飞机向城中投撒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对松井的劝降不予理睬，命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

为了防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生智采取了背水死战的办法。他下令把各部队控制的船只统统交给司令部，还命令第三十六师封锁从南京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挹江门，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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