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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会议（第2页）

美、英达到了限制日本海军力量的目的。作为对日本的让步，大家规定了美、英、日三国要维持太平洋西部区域海军基地现状，美、英承诺在该区域不再建设新的海军基地。每个国家对这条禁令都有例外。美国能加强它的本土基地、夏威夷和巴拿马运河区，包括阿留申群岛、菲律宾群岛和关岛被禁止加强或扩大超出签字日现存的规模。英国被允许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造基地设防，但不包括香港。日本也同意在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上不设防。这一举措实质上承认了日本帝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区域统治地位。

关于不设防的条款意味着美、英不能在距日本本土5000公里以内新建或加强海军基地，特别是限制了美国在菲律宾和关岛加强防务，导致菲律宾和关岛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初就被日军占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雷斯特德曾经这样说，“从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海军在心理和物质上都出现了累累伤痕”。

红花唱完了戏，轮到绿叶登场。美、英、日三强主力舰比例刚刚敲定，法国和意大利又开始漫天要起价来，要求拥有超过日本标准的35万吨主力舰。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总算是打了个对折，可以拥有17.5万吨。

摆平了主力舰，海军五强又在限制潜艇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英国最忌怕别人的潜艇，英伦三岛所需的大量物资全靠海外供应，仅粮食一项就有超过60%依靠进口，保证海运的畅通极为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已经成为英国人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因此英国主张完全禁止潜艇。法国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声称如果不准海军弱国使用潜艇，就等于是把它们交给海军强国任意宰割，要求不应对潜艇做任何限制。

一方要求完全限制，一方要求全部放开，于是争吵再次展开。最怕法国独霸欧洲的英国代表气势汹汹地说：“英国决不能允许拥有80万陆军的法国再拥有头等的潜艇舰队！”法国代表反将一军：“如果英国愿意取消主力舰，那法国就同意立即取消潜艇。”这话基本相当于“你如果保证不吃饭，我绝对保证不吃肉”。

英国代表立即回击：“基地遍布世界各地的法国如果再拥有大量的潜艇，那对英国的威胁可能要比德国对英国的威胁大许多倍。”法国代表反唇相讥：“英国建造主力舰想必是为了打捞沙丁鱼？那么何不让可怜的法国也造几艘潜艇来研究研究海底植物呢？”美国见英、法“潜艇战”陷入僵局，赶紧出来打圆场。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限制潜艇问题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只好暂时搁置，以后再说。

经过近三个月的明争暗斗，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五国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国海军条约》（《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强主力舰吨位比例为10∶10∶6∶3.5∶3.5。各国航空母舰吨位总量的限制是：英、美135000吨，日本81000吨，法、意各为60000吨。缔约各国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排水量超过27000吨的航空母舰、排水量超过10000吨的巡洋舰及其他舰艇。主力舰主炮口径不得超过406毫米，航空母舰、巡洋舰及其他舰艇主炮口径不得超过203毫米。在西太平洋特定区域，美、英、日不能修建新的海军基地。

条约最后强调，十年内各缔约国不得动工建造新的主力舰，这就是史称的“海军十年假期”。

《五国海军条约》使得美国在未来和日本的战争中只能以夏威夷作为基地，在西太平洋向日本发起进攻变得十分困难。日本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但显然也没有力量对美国进行跨洋攻击。之前签订的《四国条约》预先防止了英、美海军成为日本的对立面，这两个条约一道让日本海军成了远东水域的主宰者，这也算一个巨大的成功。

原敬被刺杀后，继任者是搞财务出身的高桥是清，高桥内阁批准缔结了华盛顿裁军协议。不过相比原敬而言，高桥的结局也好不了多少。曾经八次出任大藏大臣的高桥，由于竭力抑制军费开支，引起了军方的强烈不满，在1935年的“二二六事件”中被刺杀。此乃后话，后文详叙。

华盛顿会议美国坐镇主场可谓取得了一次胜利。日本原来要求的比例在美、英的压力下只得屈从，肯定不那么舒服。英国也是失意者之一，被迫承认了美国与英国海军实力的平等地位，原来的一枝独秀变成了并驾齐驱。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对战后美国在全球势力的迅速膨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的收获还远不止于此。除《五国海军条约》外，会议还签署了其他两个协议，分别是《四国条约》和《九国公约》。

《四国条约》由美、英、日、法四国于1921年12月13日正式签署。这一条约的关键点，在于拆散了自日俄战争开始之前就签订的《英日同盟》。对于日本来说，原来的“哥俩好”变成了“四季发财”，日本人吃了一个说都说不出来的哑巴亏。华盛顿会议之后，名义上日本似乎朋友多了，但是真正盟友英国的疏远，导致日本随后在国际关系上逐渐陷入了孤立的不利局面。

《九国公约》由与会国于1922年2月6日签署，其实质是确认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两国就山东问题于1922年2月4日在会外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在尊重日本在该区域内既得利益前提下，恢复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撤出山东，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前属德国人的煤矿由中、日合办，否定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这样，在巴黎没办成的事，美国在家门口办成了。

事实上，就国力而言，日本接受6∶10∶10的比例也属于现实的选择，日本政府包括军界一些头脑还算清醒的人士均持此观点。自1920年实施建造“八八舰队”计划以来，经济尚不发达的日本已暴露出国力难以承受的迹象。仅1921年度，政府拨给海军的费用就占国家总预算的13。如果再加上陆军的费用，总军费开支达到了国家预算的六成以上。日本代表团成员堀悌吉认为，“这一比例无论是从国际角度还是从国内经济角度上来说对日本都是合适的”。

这一比较现实的选择却遭到日本海军内部强硬派的激烈反对。以海军首席顾问身份列席华盛顿会议的小加藤，在会议期间就与大加藤有过无数次激烈的争吵，有时候，大小两加藤的辩论甚至通宵达旦。大加藤曾经回忆说，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他不时悄悄地留心小加藤所住的房间——他担心情绪激动的小加藤想不开而自杀。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小加藤真自杀了，对于日本倒真是一件大大的幸事。

在签署协议的那一天，痛苦万分的小加藤痛不欲生，掩面而泣，振臂高呼：“对美国的战争自今天开始，日本一定要对此进行报复！”即使回到国内，小加藤在见到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时，又禁不住失声痛哭。他沮丧地向元帅道歉，为自己没有完成70%的比例而羞愧难当。此时东乡应该还属于“条约派”，60%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是因为大加藤事先得到了东乡的支持。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小加藤，东乡只好安慰道：“该条约没有限制演习，对吧？”

小加藤回国后，发表了坚决反对会议决议的观点，得到了海军中众多少壮派军官的支持。很多日本年轻军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把日本当作忠实的看门狗对待，战后在华盛顿会议上很快抛弃日本，投入了美国的怀抱，简直是猪狗不如，美、英那就是狼狈为奸。在他们的心目中，仇恨英、美的情绪开始逐渐滋生，蔓延。

这样，华盛顿会议就产生了一个副产品，日本海军内部出现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反对扩军备战赞成华盛顿条约的“条约派”，以及赞成扩军反对条约的“舰队派”。

大加藤是“条约派”的总瓢把子，他的支持者大部分在海军省，也就是被称为擅长行政工作，掌握着海军省要职的“案头官吏”。他们是赞同停止军备竞赛的稳健派，这一派别最后的思想变成了反对和美军开战。按照通俗的解释，他们属于“军政派”“鸽派”“亲英美派”或者“理智派”，后文按照通常的说法，称为“条约派”。在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后的一段时期，“条约派”稍占上风。但随着大加藤的去世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不断深入，“条约派”日渐式微，在海军中沦落为绝对孤立的少数派。大加藤的思想遗产传承到战前，已经变成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斗士在苦苦支撑，其中最杰出的，就是号称反对对美开战的“三驾马车”——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他们处境险恶，连高为海军次官的山本五十六都时刻面临被刺杀的危险。无奈之下，米内光政只好让他到联合舰队任职，这才有了之后的奇袭珍珠港之役。

以小加藤为首的反对华盛顿条约的一帮人，被统称为“舰队派”，大部分是军令部和联合舰队的少壮派军官。与“条约派”相反，他们认为日本迟早要和英、美作战，反对限制军备条约。相对应的解释就是“军令派”“鹰派”“反英美派”“激进派”，后文统称为“舰队派”。当时还是年轻少壮军官的南云忠一、山口多闻等，都属于这一派别。

并不是所有海军省的官员都属于“条约派”。曾经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就是地地道道的“舰队派”，还组织了对“条约派”的大清洗。曾经的军令部部长、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铃木贯太郎，军令部次长、后来开战前美日谈判的“和平大使”野村吉三郎，就是不折不扣的“条约派”。对于某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发生变化。华盛顿会议之时，东乡平八郎就是赞成签约的“条约派”，之后由于受到小加藤和小笠原长生的影响，逐渐成为“舰队派”的幕后中坚人物。还有一位大家更熟悉的，伦敦会议之前的山本五十六就是坚定的“舰队派”，为此差点打了赞成签约的大藏省官员、理财圣手贺屋兴宣耳光。但之后受到好友“条约派”的堀悌吉的影响，深具战略眼光的山本逐渐转变为铁杆的“条约派”。

可以说，目前日本海军内部的两大派别才刚刚形成。在1930年的伦敦会议之时，两派之间开始变得界限分明，两派的决战将因为伦敦条约而爆发。

原敬遇刺身亡后，接任的高桥是清首相很快辞职，多年担任海军大臣并在海军内享有很高威望的大加藤接任了首相并继续兼任海军大臣。大加藤立即按照华盛顿条约的约定，大幅度削减海军预算。日本海军预算占国家预算的比例，1921年是31.6%，1922年降为26.5%，到1923年更降至20.01%，1924年就到了15.8%。此后一直在15%左右的水平徘徊，一直到1933年才攀升至17.4%，1934年之后都超过了20%。预算减少使得国家财政避免了破产。

日本海军中止了6艘主力舰的建造。包括1700名中高级军官和超过5800名士兵被裁减，14000名海军相关工人失去了工作。当指定的战舰作为炮术和鱼雷训练的靶子被击沉时，那些曾经在舰上服役的军官和水兵含泪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当时军令部作战课的“舰队派”强硬分子高桥三吉海军大佐这样形容，“看到那些威风凛凛的高大战舰被我们自己动手击沉，广大官兵对英美的刻骨仇恨油然而生”。

即使作为“舰队派”的井上成美海军少佐也感到委屈，因为他很多的“海大”同学被迫离开了海军。1922年，“海大”的招生人数不到前一年的15，学校建议学生重返平民生活，趁回家过暑假的时候和父母商量此事。这对官兵的士气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四名海军青年军官后来参加了1932年刺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他们都毕业于受到华盛顿会议影响的那一届，这绝对不是偶然。

陆军也进行了大规模裁军，从1923年（大正十二年）至1925年（大正十四年）共裁减了60000人，日本陆军著名的“宇垣军缩”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陆军很多部队还在使用日俄战争时期的老武器。由于军费一再压缩，陆军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整个日本陆军的军官坐骑被削减到了10匹，以至于许多将官不得不徒步上下班。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里，日本陆军生产的弹药只能保证当年的训练演习，毫无库存。陆军士兵在演习时必须随手捡起地上的子弹壳，将其统一上交再送回兵工厂。这一习惯在陆军中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士兵在进攻中国军队时，仍时不时不由自主停下脚步，弯腰在地上捡起那些弹壳。

遗憾的是，这一现象并没有持续很久。出任首相的大加藤很快就被检查出患有大肠癌。1923年7月27日，加藤友三郎开完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后倒下了，并于8月25日去世。大加藤死后，在重新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他倡导的不和美国作战的原则很快被否定，代之以小加藤与美国战争不可避免的方针。从此“舰队派”开始逐渐打压、驱逐“条约派”并成为日本海军的主流，最终将国家引向战争，引向毁灭。“条约派”的著名人物山梨胜之进海军大将曾经说：“如果加藤友三郎能够多活几年的话，日本很可能就不会陷入太平洋战争。”

根据日本帝国海军制订的“八八舰队”计划，日本最初作为“天城级”战列巡洋舰的二号舰已经于1920年12月在吴港海军船厂开工建造。由于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订，1922年2月5日，这艘舰被迫暂停建造。第二年，日本将这艘停建的战列巡洋舰改建成航空母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赤城”号。1928年12月10日，山本五十六海军大佐登上了这艘名舰，出任该舰第三任舰长。

同样道理，“加贺”号航空母舰也是华盛顿条约之后改建航空母舰的产物。它的出身比“赤城”号还要高贵，原始设计是一艘战列舰。“加贺”号可谓命运多舛，这艘根据华盛顿条约被迫停工的战列舰本来是准备解体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挽救了它。原来准备改造为航母的“天城”号因地震龙骨扭曲而报废，“加贺”号因此死里逃生，被免于解体并顶替了“天城”号，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叱咤风云的名舰之一。

你改我也改。美国同样根据条约，将1920年已经陆续开工的战舰进行改造，两艘进度最快的战列巡洋舰“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分别改建成航空母舰，舷号为cv-2和cv-3。它们都成为开战之初美国海军的核心打击力量。

顺便说一下，cv-1的光辉排名并不属于什么名舰。它是美国的第一艘航母“兰利”号，1942年2月27日在支援东南亚盟军作战时受到日机攻击失去动力，后被护航的驱逐舰自行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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