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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初具雏形（第2页）

总体来看，日本天皇总揽统治权，内阁作为行政机构对天皇负责。与内阁一样，军部同样是独立的，也一样直接对天皇负责。政府和军队分离，造成了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同等重要和不分主次。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第一个矛盾——“军部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除了客观上实力差距较大之外，老酒觉得有一个主观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内部存在几大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一是政府和军部的矛盾；其二是陆军和海军的矛盾；其三是陆军内部“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其四是海军内部“舰队派”和“条约派”的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交织，互相制约，成为日本最终战败的部分原因。

真正使内阁政府最终成为军部附庸的，是日本特有的“两权一制”。

根据日本宪法，天皇作为大元帅统帅陆海军。这种统帅大权即军令权的行使，由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辅佐，这就是所谓的“独立统帅权”。陆军省和海军省作为军政机构，其大臣既是内阁成员，又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一起拥有不经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的“帷幄上奏权”。根据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幕僚全部由陆海军将佐组成。内阁首相不得参与大本营一切作战计划的制订和具体作战指挥事宜。这样就从法律层面上确认了军部的“独断”权力。

由此可见，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为“二重政府”。内阁是一套，军部是另一套。之间虽有交叉，陆海军大臣既属于内阁成员，也属于军部，但陆海军大臣不需要对内阁大臣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样一来，陆海军大臣就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境地。他们作为国务大臣有资格参与内阁事务，同时作为军事行政的主管大臣，还就统帅权的行政事项，承担辅佐天皇之责，具有双重身份。

在统帅权方面，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的职权不可小觑，可直接向天皇上奏，即上边提到的“帷幄上奏权”。为了缓冲“中间地带”的矛盾，也规定陆海军大臣在行使“帷幄上奏权”时应当将其上奏事项通报给首相。用一个现代词语表示，就是“主送天皇”“抄送内阁”。等于说有关军事方面的决策，首相知道了就行，不需要表态或批示。一个明显的例子，中途岛之战日本海军遭受重创的消息并没有人告诉首相东条英机，他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战斗中损失了帝国海军最精锐的4艘重型航母。东条的后任小矶国昭更惨，陆海军的所作所为他这个当首相的基本上啥都不知道，纯粹靠边站，看不见。

由于能得到“抄送”的文件，似乎内阁通过陆海军大臣也能知晓一些军部的事情，还算说得过去。但正是这个陆海军大臣后来成了内阁的死穴，这就是更为著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又称“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其核心内容是，内阁成员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的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名义上为内阁成员，却只须对天皇负责，可以直接向天皇请辞。

换句话说，不是现役的陆海军将领就不能出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而陆海军将领却可以担任陆海军大臣以及之外其他各省大臣甚至内阁首相。

“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在1900年确立。1913年，“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出任首相之后，为了对付陆军随时可能实施的倒阁行为，曾经短期内废除过这一制度，将“现役武官”改为“退役的也可以”。这一改变仅仅是字面上的，因为在此之后并没有出现过由退役武官出任陆海军大臣的情形。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广田弘毅内阁在军部的逼迫下再次恢复“现役武官制”，标志着日本军部完全掌握了国家大权。此举也是广田弘毅战后成为唯一被绞死文官的主要罪证。

这样的变态体制必然导致内阁残缺不全，相对于军部来说十分脆弱，因为只要陆海军大臣辞职，内阁即告垮台，军方不推荐陆海军大臣，新内阁就无法成立。军部唯一有求于政府的，就是要求拨给扩军与作战的经费，就算政府反对军部，也可以以搞垮内阁相威胁。如果这样还无法达到目的，军部往往通过挑起战争，以“帷幄上奏权”获得天皇批准，从而迫使内阁承认既定事实，九一八事变就是最好的例证。

说了半天绕口令，老酒再举几个例子，读者可能就会豁然开朗。

比如，“军阀毒杀内阁”。1913年，西园寺公望内阁决定整顿财政，削减开支，同时陆军以“维护满蒙权益和殖民地治安”为由要求增设两个师团，遭到内阁拒绝。结果“陆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导致西园寺内阁集体歇菜，由陆军出身的元老桂太郎继任首相。这次事件被称为“军阀毒杀内阁”。

又如，宇垣一成组阁失败。1937年，广田弘毅下台后，宇垣一成曾受命组阁。宇垣虽然是陆军大将出身，但因为之前主持过著名的“宇垣裁军”，裁减过陆军的4个师团，在陆军中被看成叛徒，备受敌视。因此有“昭和第一兵家”之称的石原莞尔串通陆军闹“罢工”，拒绝向内阁推荐陆军大臣人选。最后弄得宇垣组阁失败，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再如，米内光政黯然下台。1940年，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受命组阁。当时希特勒在欧洲所向披靡，日本陆军提出“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积极推动德、意、日三国同盟。海军内部以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组成的“三驾马车”害怕因此诱发日本与英美的战争坚决反对同盟，导致陆军大为不满。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指使参谋次长泽田茂拿着他的印章逼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此举直接导致米内光政内阁垮台。不过，米内光政在1946年东京审判时，做伪证救了畑俊六一命。

这样的结果导致政府逐渐被军部左右，发展到后来，军部直接就成了政府。这一现象在1931年之后更加明显。看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931年4月14日到1945年8月17日，从若礼次郎内阁开始，之后的犬养毅、高桥是清、斋藤实、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铣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东久迩宫，短短14年时间里，日本换了17届内阁。这么多首相中，只有犬养毅、高桥是清、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和近卫文麿5人为政客、官僚或贵族出身，其余9人清一色的陆海军大将。

第三个因素，别具一格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

毋庸置疑，军国主义教育是日本推行军国主义路线、对外实施侵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80年发布的《教育令》中，就已经出现“尊皇爱国”的字句。1890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亲自颁布了《教育敕语》，使得日本国民从小学时代就开始接受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教育敕语》虽然只有200余字，但从颁布之日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内，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就有六七百种。从1891年到1907年的16年里，解释《教育敕语》的《敕语衍义》就重印了31次。

思想的教育还不够，形式上也必须身体力行。在日本，每逢重大节假日庆典活动，所有学校的师生都必须集体对天皇的御像鞠躬行礼，山呼万岁。由校长奉读《教育敕语》，全体师生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聆听，其间还要演奏歌颂天皇统治千秋万代的歌曲《君之代》，制造浓厚的宗教氛围。

对军人的洗脑和军国主义灌输更加严格。日本于1878年颁布了《军人训诫》，以“忠实”“勇敢”“服务”作为军人的根本精神，禁止士兵谈论天皇，议论朝政。1882年1月，明治天皇亲自颁授了《军人敕谕》，敕谕中阐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帅权。在宣布“朕是尔等军人之大元帅”的同时，也提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辱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军人不仅在学生时期接受了《教育敕语》的严格教育，在部队仍要全部背诵《军人敕谕》。

1941年1月，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颁布了《战阵训》，其执笔者就是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首席”，当时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的今村均中将。《战阵训》通篇是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其中说：“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正因为此，投降被日本士兵视为终身耻辱。战死的军人是神，而一个被俘或投降的士兵在他家乡和家人的心目里已经死亡，名字也会从户口册上划掉。日本《军人手册》上写道：“要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

第四个因素，“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全民“尚武”的基础。

几十年如一日对外穷兵黩武的日本，可谓全民“尚武”。“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海面。我们愿为天皇而死，誓不回还。”如果听到一个人在唱这样血腥的歌词，你的第一判断是这人肯定不正常。但这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军歌《到大海去》。

相对而言，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老酒小时候读书读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我们的历史源远流长”时，都会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长大后慢慢才知道，“地大”，可西半边没多少人住；“物博”，但石油不够用。小时候老师说中国有了大庆油田，从此告别了“贫油国”的帽子，今天才知道，我们不但“贫”，还不是一般的“贫”。我们勤劳，善良，不尚武，我们视“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我们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正是对外防御敌国入侵的最好见证。“止戈为武”，文字上的表现也如此。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支部队，如岳家军、杨家将、戚家军等，任务基本都是防守。郑和倒是坐着船出去遛了几圈，但只扬威不打仗，我们推崇的是“以德服人”。

前段时间看到评选中国古代十大酒局的文章。项羽、刘邦的“鸿门宴”，曹操、刘备的“青梅煮酒”，周瑜、蒋干的“群英会”都曾上榜。但老酒认为，这些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程度都远远比不上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那一杯酒之后，中国逐渐走上了“文尊武卑”“文主武从”之路，扼杀了中华民族本来就不多的血性。“中国原来也是有武士的，但是在宋朝之后消失了。”说这句话的不是老酒，而是前文提过的“昭和第一兵家”石原莞尔。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被称为民国第一战略家的蒋百里。

20世纪，在中国土地上发生过两起惊天动地的暗杀。第一次是1909年10月26日，地点是哈尔滨火车站，日本前首相、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被安重根枪杀。第二次是1932年4月29日，地点是上海虹口公园，日本阅兵庆祝天皇生日，一个叫尹奉吉的人向主宾席投掷炸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被炸死，驻华公使重光葵和第六师团植田谦吉中将各被炸断一腿，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目。安重根和尹奉吉后来都被处决。大家可能已经从名字上看出，他们都是朝鲜人。要是中国人，该多解气。

在中国，一般说“工农商学兵”。而在日本，这一次序是“士农工商”，这个“士”，不是士大夫，而是“武士”。幕府时期也只有武士才能接受教育，可见军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尊崇地位。

从明治、大正直至昭和时期，日本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习俗，男人长大从军或入军官学校，女人则做医护或报务员，一言以蔽之，“参军光荣”。在幕府时代的日本，只有武士阶层才有资格接受教育和成为军人。在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之后，大多数下层的老百姓将能够参军视为地位得到提高的标志，对于成为军人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

皇室也为平民做出了表率。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皇室男性自动成为陆海军军人。裕仁天皇8岁之前被寄养在海军中将川村纯一中将家，长达4年多，之后先后由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直接担负其启蒙教育，可以说早与军人融为一体。裕仁12岁成为太子时军衔是少尉，14岁是中尉，之后每隔两三年晋升一次，最终成为陆海军大元帅。除了裕仁，战前日本皇室所有男子必须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都进入军队任职。

传统的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自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开始，武士阶级就成为日本的统治阶级，该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后来让人闻之色变的“武士道”，核心内容就是“效忠君主，以武为本，崇尚武勇，重名轻死，杀身成仁”。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阶层虽然消失，但随着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之路，武士道精神也被赋予新的内容，成为日本军人拼死搏杀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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