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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很小很小的部分。把白区斗争和根据地斗争对等起来相提并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就是根据地的斗争历史，过去只讲南方的斗争，不讲北方的斗争，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有些人一讲到革命斗争，就好像只有南方，北方的革命斗争只是些“痞子”、“流寇”（说到这儿，他有些愤愤不平）。至于白区和根据地的党组织，有相互配合促进的一面，也有互相扯皮促退的一面。比如当年陕北的革命斗争，名义上是北方局领导，实际上北方局只搞城市工作，没有搞农村根据地斗争，甚至相反，对根据地斗争又害无利。1935年，在敌人十几万重兵围剿陕北根据地的紧要关头，北方局先派郭洪涛，后来又派朱理治，到陕北强制推行“左”倾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杀了那么多好同志，把陕北根据地搞得一塌糊涂，险些断送掉！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及时赶到，及时抢救，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历史情况，大家都知道。上海的中央，主要也是搞城市白区的工作，对于江西苏区的斗争也是害多利少。这个历史没有认真总结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上主要是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或者说，应该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为主线；白区工作有成绩，有作用，但作用不大，不能与根据地相提并论。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史。南方是这样，北方也是这样。

他一边抽着烟，一边侃侃而谈，时而停下来深思，时而直视着他们，似乎是想看他们是不是在注意听他讲，又似乎在琢磨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他的意见。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近两个小时，赵家梁打断了他的谈话，说该休息了，到广州还有很多应酬呢。他看看手表，说：好吧，其他问题另找时间再谈。

但是，到广州以后的活动十分繁忙，根本没有时间，直到返京的路上才有机会继续未了的话题。

关于党的“八大”代表问题，高岗说，“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上去。所以，当时一军团只选了林彪一个，其余像邓华、肖华、刘亚楼他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师长，虽然都是很难得的人才，毛主席都把他们压下来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现在全国统一了，不能再像“七大”那样。如果再以照顾山头为主，那就会把真正有功的、有本事的人埋没掉。这次“八大”，应该从全国通盘考虑，从实际出发，适当照顾山头。就是要选有功的、有能耐的人上去。除了军队的和原来的老代表以外，还有选一些优秀的新代表上去。比如各省的省委书记（他一一历数了各位书记的名字），他们各有千秋。毛主席经过对他们实际工作成绩的考察，认为比较突出的有这么几个：广东的陶铸、山东的向明、河南的张玺、山西的赖若愚。按照毛主席的这个原则和思路，我认为在咱们东北的几个省委书记中，比较能干的，突出的是赵德尊和郭峰。尽管有的书记比他们资格老、年龄大。中央各部的部长中间，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主要是要从工作实际来考察，要通盘考虑，不能光从资格、山头来考虑。

接着，他讲了对一些中央同志的看法，讲得比较多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他说：

“七大”时，实际上确定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但后来，毛主席对少奇感到失望，不满意。尤其是这几年，少奇没有帮主席什么，没有做什么工作。而且不少意见与主席不“合拍”，毛主席深感少奇不是个好帮手。中央也有不少同志有这个看法。

他说，少奇不那么稳。“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他提出来的。土改时，中央工委的决定由“左”也有“右”，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纠正了他的错误。富农可以入党的问题，东北顶了他。农业合作化，对山西的批示是右倾的表现。对东北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也有问题，东北的情况不同，不能拿全国来套。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总之，“左”“右”摇摆，很不稳。要不是毛主席掌舵，而由少奇掌舵，那是危险的。有些理论性的东西，回北京以后，再好好琢磨琢磨。

在干部问题上，少奇有摊摊，主要是原来华北的那些干部安插在各个方面，乘“八大”之机，肯定要安排他的人，不是从全局出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这是很危险的。

高岗在讲毛泽东对刘少奇不那么满意时，带有一种深为忧虑的表情。

显然，他所谈的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这些意见如他所说，是别人提出来，他觉得不错而捡来的，但也都是经过他自己深思熟虑的。他是否同林彪、陶铸等人交换过意见？我们不得而知。

1953年11月2日，高岗回到北京，又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的周围已是杀机四伏，一场灭顶之灾正等着他。

高岗的南方之行，一直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后来他专门派陈云去进行调查。【注23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陈云年谱》中记载：陈云于1953年12月，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委托，代表中央专程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并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其中，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六、组织会议

1953年秋，财经会议之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爆出了所谓的“讨安伐刘”风波，会议后期，毛泽东改变部署，风向陡转。

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效果。所以，他要求各大区和省市委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批评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注24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4页。】以造成更大的声势。然而，仅有舆论还不够，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还要进行组织路线的整顿。

过去，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注25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601页。】由于他身体不好，组织部的工作实际上一直由副部长安子文主持。1952年底，饶漱石接替陈云出任中组部部长。

早在1953年7月财经会议期间，中央就发出了召开第二次组织会议的通知，要求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一次检查。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在组织工作中的表现，消除其在组织部门的影响，以切实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组织会议必须按照总路线之命的方向进行；检查的内容及方式也要像财经会议那样，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开展“桌面上的斗争”。

（一）张秀山、郭峰发言经过

1953年9月上旬，中组部向各大区组织部发出通知，会议议题为：

1、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问题；

2、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

3、关于审查干部的问题；

4、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

此外，还有研究一下关于干部的培训问题。

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中央局、分局的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各省市委组织部长。

根据通知要求，东北局决定由组织部长郭峰率团参加会议；因现任干部处长新来不久，不熟悉情况，原干部处长李正亭（已调任东北财经部任副部长）也参加。

在此期间，安子文几次给张秀山（东北局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打电话征求意见。张表示，郭峰会把意见带去，自己就不讲了。

1953年9月7日晚，郭峰找张秀山（他正卧病在家）请示对这次会议有何意见，东北怎么发言。

张秀山说：主要是要干部，需要中央帮助解决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所需的干部。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让别的地区先说。

郭峰问：这次会议要检查工作么？

张秀山：会的。

郭又问：若检查工作，有什么问题需要提？

张秀山：我看就是调干部到工业方面晚了；农村整党中过分强调副作用；有人说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前我们党员没有标准，是错误的；另外，使用干部有不当，等等。究竟怎么讲，你到北京以后再到高岗那里去请示一下。

1953年9月8日，由第三副书记张明远主持东北局开会（林枫已去北京，张秀山卧病），讨论去中组部开会所要准备的问题。主要是讨论68项重点工程缺少地级干部的解决方案，最后张明远总结。除干部问题外，他还说到，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应注意不要骄傲，安子文的错误缺点与薄一波不同，主要是组织工作业务上有些问题，调干部到工业方面晚了些，干部政策（管理）上可能有些问题。并说会议半个月不够，可能延长。

1953年9月9日，郭峰到北京，住翠明庄招待所。第二天上午开预备会，领导小组成员有：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在去开会的途中，郭峰绕道到高岗处汇报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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