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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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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先施礼。王伾和王叔文见他并不是以玩乐为满足，就在对弈和研墨的间隙和他讲谈有关治国安邦的道理。有一次，王伾、王叔文和其他一些侍读畅谈天下政事时，涉及到当时一些比较敏感的弊政，顺宗对他身边的人说：“我准备把这些弊政向父皇直言，以便能够改正。”刘禹锡像众人都对此举表示称赞，惟独王叔文一言不发。等众人都退下时，顺宗单独留下王叔文，问他：“刚刚为何就你不说话？是不是有什么深意？”王叔文道：“我王叔文得太子殿下的信任，有一些意见和见解，哪能不向殿下奉闻呢！我以为，太子的职责乃在于侍膳问安，向皇上尽忠尽孝，不适宜对其他的事品头论足。皇上在位时间长了，如果怀疑太子是在收买人心，那殿下将如何为自己辩解？”顺宗闻言，恍然大悟，既紧张又感激地对王叔文说：“如果没有先生的这番点拨，我怎么能够明白这其中的奥妙啊！”从此，他对王叔文格外喜欢，东宫事无大小，都委托他和王伾来谋划。

我们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顺宗做太子期间，不仅暗中非常关注朝政，而且在他身边还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组成了一个以“二王”为中心的东宫政治小集团。王伾和王叔文成为集团的核心，在其周围，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拥有共同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成员。这些成员当时都是知名人士，其中最著名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在玄宗时参加过进士考试。贞元九年（793），20岁的刘禹锡进士及第后又参加博学宏辞科，荣得高第。他才华出众，诗文辞章誉满天下。先被淮南节度使杜佑辟为掌书记，杜佑调任中央担任宰相时，将他一起带到京师，得到王叔文的赏识，赞誉他有宰相之器，成为这一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唐宪宗李纯

元和元年（806）——十五年（820）

唐宪宗李纯，原名李淳，被立为皇太子以后改名。他是顺宗长子，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十四日出生在长安宫中。宪宗即位以后，经宪宗像

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宪宗在位15年间，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长期以来，唐朝皇帝得到评价较高的有三人：太宗、玄宗、宪宗。宪宗没有能够像太宗和玄宗那样开创一个辉煌盛世，却能够和他们并驾齐驱、相提并论，这也正说明了他的不同寻常。

“第三天子”

李纯出生时，正是皇曾祖代宗的晚年。他出生的第二年，祖父德宗即位，父亲顺宗被立为太子。李纯幼年懵懂之时，长安城里就发生了“泾师之变”，仓皇出逃的德宗没有能够保障宗室子弟的安全，那些没有及时撤离者有77人死于叛军之手，这使德宗一直痛疚不已。李纯六七岁的时候，德宗刚刚重返长安。有一天，李纯被祖父德宗皇帝抱在膝上逗引作乐，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里？”李纯道：“我是第三天子。”这一回答使德宗大为惊异，作为当今皇上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回答为“第三天子”，既闻所未闻，又很契合实际，德宗皇帝不禁对怀里的皇孙增添了几丝喜爱。贞元四年（788）六月，11岁的他就被册封为广陵郡王。

宪宗自幼遭遇战乱，他自身的家庭关系也很有些混乱。他的母亲王氏曾是代宗的才人，另外有位同父兄弟被祖父德宗收养为子。宪宗自己的婚姻关系也有些奇特。贞元九年（793），时为广陵王的宪宗娶了郭氏为妻。郭氏，是尚父郭子仪的孙女，她的父亲是驸马都尉郭暧，乐舞俑母亲是代宗长女昇平公主。昇平公主与郭暧之间的故事后来被人编成了一出《打金枝》的戏剧，流传很广。由于母亲是代宗长女，这样算来，郭氏与顺宗是姑表兄妹，郭氏就长了宪宗一辈。或者说，论辈分，宪宗要比自己所娶的妃子郭氏低了一辈。他们成婚后，时为皇太子的顺宗因为郭氏母贵，父、祖有大勋于王室，对这位儿媳表示出无比的宠爱。宪宗自己对这位妃子似乎也不怎么冷落，因为，贞元十一年（795）时，也就是他们婚后两年，郭氏就生了儿子李宥，此即后来的穆宗。

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六日，宪宗被册为皇太子。七月二十八日，权勾当军国政事，即代理监国之任。八月四日，宪宗得父皇传位，八月九日正式即位于宣政殿。这一年，宪宗28岁。他从一个普通的郡王到登上最高权力的顶峰，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刻确实来得太快了。难道有什么神力相助吗？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宪宗的登基伴着顺宗的内禅一直被人们猜疑着。宪宗登基前后，也的确有一些无法弄清楚的秘密。我们可以列举这样一些事例略做说明。

其一，宪宗刚刚被立为皇太子以后，“二王”集团的陆质借侍读之机有所规劝，被宪宗制止：“陛下令先生为我讲解经义，怎么还扯其他的事？”说明此刻的宪宗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也就是说，宪宗在这一过程中未必是被动的，也似乎不会不知情。

其二，在这年六月最早动议皇太子监国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八月十七日，突然暴病而死，时年61岁。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事出有因，很值得索解。与韦皋上表差不多同时，荆南的裴均、河东的严绶也不约而同地给朝廷发来表章，内容竟然也与韦皋的相同。剑南、荆南和河东，三地节度使相距何止千里，如果没有幕后的指使，这样的步调一致真的很难理解。那么，幕后的指使是谁？从当时的蛛丝马迹来胡商遇盗图（敦煌壁画）说，就是那些在宫中掌握禁军、拥立宪宗的宦官。

其三，在顺宗以太上皇身份迁居兴庆宫以后，宪宗是不是还允许群臣和他相见？当事人刘禹锡在《刘子自传》中说：“当时太上皇身体有病，宰相大臣都不能得到召对。而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直接用东汉末年顺帝、桓帝被立的故事比附宪宗的即位，无法不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在此事过程中有外人无法明知的隐情。

其四，发生了罗令则密谋废宪宗另行拥立的怪事。这年十月，山人罗令则从长安前往秦州，矫太上皇诏令，向陇西经略使刘澭请兵，谋划废宪宗另立皇帝。结果，刘澭告密，逮捕了罗令则，宪宗一方面以名马金银财物厚赐刘澭，另一方面诏令禁军审问罗令则，将其党羽杖死。此事的出现与因果存在很多疑点，但是对于宪宗来说，最大的便利是借机诛杀了政敌。

其五，舒王李谊之死。舒王在德宗时一直是顺宗政治上的强大竞争者，来自宫中的宦官等势力也一直看好他。罗令则矫诏废立，最大的可能也就是利用这样的政治惯性拥立舒王。但是，当宪宗即位，舒王的政治价值在宦官眼里也就自然丧失，所以，在刘澭将罗令则押送到长安以后，舒王也就非死不可。《资治通鉴》和旧史中都说他在永贞元年十月戊戌“薨”，这应该与宪宗即位后的政治局面有关。

其六，太上皇顺宗之死。宪宗在元和元年（806）正月初一率群臣为太上皇上尊号，正月十八日，宪宗下诏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说是旧病没有治愈，这就等于是向天下宣布了太上皇的病情，此举十分罕见。宪宗又说“亲侍药膳”，从当月十六日以后，暂时不听政。然而，在十九日，也就是宣布太上皇病情的第二天，顺宗就死于兴庆宫，同时迁殡于太极殿发丧。这就难怪有人估计太上皇早就死了，正月十八日向天下通报太上皇的病情，就是为掩盖太上皇被害死的真相。殊不知，这样做是欲盖弥彰，公布太上皇的病情，恰恰暴露出宪宗和宦官的做贼心虚，暴露出太上皇之死的可疑。

将太上皇顺宗直接杀死，正是拥立宪宗的那些人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打消那些有着和罗令则等一样想法的人的幻想，目的最终自然不外乎是稳固自己的地位。而宪宗个人在当时早已是成熟的年龄，整个过程他自然不会茫然不知，权力的诱惑自然不会使他拒绝对太上皇用粗，利欲熏心，更何况九五之尊！元和十四年（819）七月，群臣讨论给宪宗上尊号时，一个宰相主张加“孝德”二字，另一位宰相崔群认为“睿圣”的尊号已经可以包括其含义，不必再加“孝德”，宪宗听了怒不可遏，竟然把崔群贬到湖南任了一个观察团练使。宪宗对“孝德”二字如此在乎，正说明他“内有惭德”，心中有所顾及，这从侧面反映出他很有可能参与了逼顺宗内禅的事件。总之，在永贞内禅、宪宗即位的过程中，一定有隐秘而又不能明言的内容。韩愈与宦官俱文珍关系尚好，在他所作的《顺宗实录》中也隐约透露出了宦官对顺宗相逼的痕迹，以致宪宗即位以后，俱文珍等屡屡说其记载内容不实，要求下诏进行修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

依靠宦官的拥立和发动宫廷政变而迅速取得了最高权力的宪宗，一登基就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了。看来，皇帝的政治作为与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否合法，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宪宗之前的太宗和玄宗，莫不是如此。

李纯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纯（初名淳）出生：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十四日

属相：马卒年：元和十五年（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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