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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2页）

空谈教育的人很多，实践教育的人却屈指可数。梁启超虽然大谈教育，但并非纸上谈兵之辈，他把自己关于教育的理解、观念的转变和方式的革新全都用在了对自己孩子的培养上。梁家几个孩子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几乎都是由身为父亲的梁启超亲力亲为的。从课程的设置到内容的选取，梁启超都极为用心。以传统儒学为思想基石的“梁氏教育”，加入了西学的成分，开创了独特的教育模式。

关于幼儿时期的启蒙教育，梁启超曾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意思是说幼儿教育在人生中极为重要。在当时的封建伦理面前，每个准备长大成人的孩子都会在年幼时遭受极大的摧残，一个是女孩子的缠足，一个是男孩子的科举。只要经历过这两道“门”的人，最终都会变成封建礼教里“合格”的臣民。

然而，于国于民族而言，这却是极大的破坏。在梁启超著述的《论幼学》里，他对当时的教学方式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虽然四书五经里传递的道理为人间大道，但刚上私塾的孩子们年纪太小，这些道理对他们而言未免太过于高远，并不容易接受，即使勉强接受了也无可施之义。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在文中列出了幼儿教育的多处弊端，比如“其课学童也，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由此可见，中国私塾里的先生们在教育孩子时并不看重知识的用途，而且只看重能否写出符合科举八股的文章来。也正因为如此，最终走进社会的所谓人才，“蓄积虽多，皆为弃材”，“专以记性强人者，其悟性亦必随之而减”。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看下来，当时幼儿教育的问题一目了然。

同样是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将他所知道的西方国家的教学优势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根据他的了解，西方国家的教学习惯是先教孩子们认字，再教孩子们领悟大道理；先教孩子们辨别常识，再进一步将他们往文史科学的方向引导。另外，西学注重悟性的培养，这点与中国的教育大为不同。他们对孩子的启蒙大多广而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有文史、哲学之类的内容，还包含了音乐、美术、体育等艺术及体能方面的教育，归纳起来就是“可以略识天地人物之理，中外古今之迹，其学足以为仰事俯畜之用，稍加阅历，而即可以致富贵”，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则是“用力少而蓄德多，数岁之功而毕世受其用也”。

对教育颇有见解的梁启超对妇女是否受教育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女人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能读书识字的问题不仅影响了女人自身的发展，对于全民教育的普及、素质的提高都是极大的障碍。在中国将近四亿的人口里，有接近一半是妇女，她们中大多数人肩负起教养孩子的责任。但可悲的是，她们中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寥寥无几，绝大部分人只懂得干活劳作，此种情况下想要寄希望于她们来开展得体的幼儿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孩子只能延迟接受教育，而且一接触就是私塾里的八股文。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里超过半数的儿童早期教育都是由母亲来完成的，比起老师，身为母亲的她们更了解孩子的个性和喜好，更容易找到适合孩子们的教学方式，并将她们的学识最直接、最有效地传递给孩子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这一点十分重要。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梁启超从第一个孩子梁思顺的培养开始，便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当时梁启超带着夫人和孩子正客居日本，为了生计，梁启超应邀编纂中学国文教科书，这一工作不仅让他有机会和孩子朝夕相处，而且“无意中反使娴儿获大益”，因为女儿成了他的第一个读者，也成了她编写教材的好帮手。梁启超陪同女儿一起认字、读书、识礼数，并且以日记的形式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父女在此过程中经历的快乐和一同克服的困难。

从西学的经验里，梁启超在女儿的学习中加入了数理化方面的内容，对此，他专门请了家教辅导这些知识，并且索性在家里设立了实验室，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学习这些科普知识时如果遇到一些想不通、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既加深了理解，又增加了趣味。

这些被提及的西方教育与我们今天的教育颇为相似，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科学与艺术教育相结合的课程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在当时却并不被普遍接受，甚至因为无益于走上仕途而被认为“不正经”。

显然，梁启超并不这么看。在他的眼中，这些知识不仅有利于素质的培养，而且是获益终生之物，不可轻视。所以，他经常教导他的孩子们学习时除了要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还要多花点心思去学些音乐或美术，如此才能使学习丰富多彩，不至于枯燥。

梁启超自诩是一个趣味主义者：“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

所以，当梁启超为孩子们制订教学计划时，趣味便成了首当其冲的要素之一。这里所说的趣味与我们平素所理解的意思有些不同。他所谓的趣味，其性质必须具备“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一件事情干下来，始终是有趣的，不生出与之相反的结果，谓之趣味。比如赌钱一事，虽有人认为它是有趣的，但赌钱的本质最终会让参与其中的人闹到很没意思，或是家破或是人亡，着实没有任何趣味可言，因此，梁启超很排斥赌钱。而做学问就不同了，学问的趣味虽然冷暖自知，需要花点耐心慢慢地来，但是，它却是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是可以长远保持下去的，故而成为趣味。

梁启超鼓励孩子们将这样的趣味融入学习里去，待在家中由他辅导是如此，孩子们离开自己独自求学时同样如此。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书信里这个主题仍然多处可见。比如当年梁思成在美国学习建筑时，梁启超就曾经担心他的课业由于过于专业而枯燥，进而导致他单调、乏味而不思进取，故而写了一封家书给思成，里面便提到了趣味的问题。

在梁启超的观念中，他自身的生活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因此能让他保持长久的不厌倦。对于他而言，当在新的方向找到新的趣味的时候，就犹如旭日升天、新荷出水一样，充满了新生的动力和干劲。虽然有人认为他这样有泛滥的短处，但是，反过来看，让他始终保持欣欣向荣的态度，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长处。对于梁思成，梁启超还是了解的。梁思成对于学术的专注值得赞赏，但他有时会因为太过于专注的缘故，将自己的生活弄得十分单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很容易对现下研究的学问产生厌倦，进而滋生很多不必要的苦恼，梁启超将其视为堕落的根源。因此，他鼓励梁思成多多培养自己的兴趣，并且主动地去认识新的朋友，以此来保持自己源源不断的兴趣和学习热情。

这就是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理论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教育新观点。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个“主义”，并且将其中的妙处传递给他的子女们，让他们在博采众长、丰富素养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做学问的能力。梁氏家族里这些“学霸”们能如此出众地成为行业精英，与梁启超的这一观念不无关系。

虽然梁启超对孩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但是，他却并不跋扈，相反，在很多问题的探讨和选择上，梁启超选择了和孩子们平起平坐的方式，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和空间，找寻最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向和领域，这是梁氏教育的又一特色。

给孩子最合适的环境

对于孩子，家长总希望他能在舒适、优越的环境里长大。然而，什么样的环境才算得上有利于孩子成长的环境呢？在梁启超的答案里，“合适”两字最为重要。

虽然梁启超对孩子们事无巨细地照料着，但却始终保持着一个宽松的治学态度和求知环境，从来不过分苛求，也从不强迫他们听命于自己，而是习惯与孩子们沟通淡心、各抒己见。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孩子们接受了各式各样知识的熏陶，慢慢地，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性格特点，对各种专业也有了自己的偏好。在此基础之上，梁启超的循循善诱更让孩子们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专业领域，并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们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之后，梁启超从不否定批判，即使他们的选择与梁启超最初的想法或安排有些不同，但是，他也断然不会责怪或者抛弃他们。恰恰相反，他始终保持着最高涨的热情和强烈的认同感，去积极地、尽其所能地配合孩子们实现心中的理想，这是身为父亲的梁启超更为超脱的一面。

人生在世，社会属性贯穿其中，因此，梁启超为他们定下了一个大原则，那就是要想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首先要想着在社会上常常尽力，如此这般，才不愧梁启超的疼爱与教诲。在这个大前提下告诉孩子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孩子们要学着寻一份专门的职业，以此来发挥自己在社会上的责任。

关于职业，梁启超认为事业并无所谓大小一说，士大夫的事业是救济天下，农夫的职责是治理好他所拥有的十亩田地，虽然两个领域并无瓜葛，但是他们所做的成就却都是一样的。因此，只要所做的事情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并且尽自己所能去完成，那么无论是谁，都应视为“第一等的人物”，都可以称为“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因此，他的孩子们在选择专业时从来都不以热门与否、收益丰厚与否为标准，而是以做学问的眼光去选择，所以，梁氏家族的子女们所从事的专业大多是那些看似冷门、实则利国利民的专业，比如梁思成的建筑、梁思永的考古学、梁思庄的图书馆学等。

说起梁思成选择建筑这一科，虽是受到林徽因的影响，但终究与其自身出色的美术天分密不可分，而这份天赋的开启，与父亲的“趣味论”不无关系。事实上，当初梁启超鼓励孩子们学习艺术教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功利的打算和目的，仅仅是为了扩大孩子们的视野和眼界，做一个知识丰富的人。而梁思成在小小年纪便接触的绘画艺术，却在不经意间为他日后成为出色的建筑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思成的绘画水平极为出色，因此他常常为校刊画插图，而且还是学校的美术编辑。他的画工极好，无论是笔直的线条还是蜿蜒的弧度，经他的画笔一描绘总能画出不一样的风采，在老师和同学中颇有名气。

关于这样的说法确切与否我们暂不考究，或许这其中不乏后来人浓墨重彩的渲染，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梁思成对于绘画这门艺术并不排斥，相反还十分喜欢。后来林徽因从欧洲回来，同梁思成讲起了她打算学习建筑的想法，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建筑”这门课程。

林徽因告诉梁思成：“那是合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后来，喜欢绘画的梁思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建筑学，并在这门专业上成了大家，如痴如醉地研究了一生，不仅开创了中国自古以来无将此作为一门艺术的先河，对我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更是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这或许就是梁启超所谓的“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思想精髓吧。

对于梁思成学习建筑这门学科，梁启超并没有干预，他只在方向上进行引导，对于孩子们具体的学习兴趣持理解尊重的态度。试想一下，凭借当时的声望和社会交际，如果梁启超想为孩子们谋一份体面的活，其实并不困难，但是，他却放弃了用长辈的力量“掌舵”的大权，任凭孩子们去寻求一份心中的喜好，自己从旁支持鼓励，进而成了孩子们最坚实的后盾。

后来梁思成打算放弃北京优厚的教学条件，转而到全国各地去进行建筑研究。梁启超知道这将是一段艰辛而荆棘丛生的探险之旅，但是身为父亲、身为导师，梁启超并没有把这样的情绪传染给他，而是一如既往地鼓励他去完成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中间，但凡梁启超动了恻隐之心，不惜儿女疲于奔命、辛苦劳作，决然不从或是百般阻挠，兴许后来就成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遗憾了。

这是思成的建筑学，而对于思永的考古学，梁启超也是十分支持的。一直以来，梁启超对于史学的研究和探索都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曾经这样形容这门学问：“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甚至曾经想过要放弃身边事物专注于此，但一直未能如愿。

后来，思永长大成人了。在父亲的影响下，思永对考古科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加上他性格相对沉稳、淡然，因此十分适合做这门学问。梁启超甚至想过思永学成归来以后与自己一同研究史学，完成自己年少时的梦想。

但是，思永对于成为父亲的帮手一事并不倾心，他的兴趣在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上，希望能参与到最真实、最前沿的考古现场。这样的决定自然会令梁启超有些失望，毕竟研究中国史是他的趣味及学问所在，况且他所“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思永的暂不加入让这一梦想只好搁浅。

然而，在儿子的事业和自己的兴趣之间，梁启超果断地舍弃了后者，他放下了自己的喜好，全力以赴地帮助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梁启超听说山西西阴村遗址正在发掘，立即联系了当时的负责人李济，并且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希望李济能给予梁思永一个实习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积极鼓励儿子去实现自己的兴趣和想法，全力为他解除后顾之忧，他鼓励思永说：“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家里景况，对于这一点点钱还担任得起也。”

后来，思永凭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此后，梁启超听说有一大批欧洲的考古学家要去新疆考察，对于思永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梁启超又开始自筹经费支持思永去参加这项考察，并且对思永说：“你这回去能够有大发现固属莫大之幸，即不然，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度冒险吃苦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大有益的。”

尽管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成，但是，梁启超对孩子们的支持之心、鼓励之情却清晰可见。

而他的女儿梁思庄选择自己专业时，也有自己的故事。对于思庄，梁启超同样有着自己的希望——“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它是自然科学当中当时最为进步的，而且它是哲学这些社会学主要的基础，加上生物学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对于女孩子来讲十分适合，学成回来以后我国地大物博，物种也算繁多，思庄可以随意采集试验，届时也容易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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