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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按照规定，各房同考官对试卷是没有决定权的，他们只能将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圈出来，推荐给正、副主考官，称为“荐卷”，俗称“出房”。对于特别出色的试卷，同考官会特别推荐，称为“高荐”。那些没有得到同考官推荐的卷子则被称为“落卷”，同考官必须在这些落卷上也写上批语，说明不予推荐的理由。为了防止佳作被弃，主考官有权在落卷中搜寻好的试卷，称为“搜落卷”。不过因为试卷众多，正、副主考搜落卷只是个形式，他们一般会集中精力在同考官的荐卷上，再按比例选取考中者。比如倘若从李振邺的荐卷中选中五份，那么也必须在张我朴的荐卷选出五份来，这样一碗水端平，没有看轻哪位同考官的嫌疑，不会得罪同僚。

这样走一遍流程下来，一本卷子上布满了各种颜色。这是因为清朝对阅卷官在试卷上的用笔颜色有很严格的规定：誊录官用朱笔，监临官及监试、提调、受卷、弥封、外帘收掌等官用紫笔，同考官与内帘收掌官用蓝笔，对读官用赭笔，正、副主考官则跟考生一样用墨笔，合起来总称“五色笔”。

李振邺将张汉的卷子处置为落卷后，这才开始寻觅自己的关节考生。分到他房中的卷子，只找到了两本通关节的考生，自然不够。对此，李振邺早有准备，立派小亲随灵秀拿着自己写的名单和关节字条到其他同考官的房中去查对答卷，称为“摸索”。灵秀果然不负所望，按字条上的名单将二十五本关节卷子全部寻获。

带有暗号的卷子找到后，李振邺便亲自出马，与相关同考官套交情，提出交换的条件，你中我的，我则中你的。除李振邺、张我朴外，同考官蔡元禧、项绍芳等均有各自的关节考生，接受贿赂、私许密约者加起来已经超过一千人，超过了录取名额二百零六名的四五倍。贿赂托请的人如此之多，名额却是有限，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众考官经过反复推敲、权衡利弊，最后制定了两条以士子父辈爵位高低财产丰薄为顺序的录取标准：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次之，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子弟无不中；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不素布者又次之。

自古科举取士被称为“抡材大典”，原本该是朝廷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最好机会，而考场内众考官却肆无忌惮地作弊坏法，不加掩饰地瓜分中榜名额，实在是令人侧目。考场外也不平静，关于考生向考官暗通关节的流言蜚语充斥着整个京城。

最后桂榜发榜的结果，李振邺的二十五名关节考生中取中五名，如愿以偿。而张我朴为了自己的关节考生，硬是挤掉了另一同考官郭濬的关节考生浙江嘉善贡生蒋廷彦、蒋文卓兄弟。郭濬为了有所交代，有意将李振邺、张我朴的丑行告诉了蒋廷彦。蒋氏兄弟自然怀恨在心。而众考生也发现这一榜有不少问题——不少胸无点墨的榜上有名，诗书满腹的则名落孙山。一时间，物议沸腾，群情汹汹，其中尤其以张汉和蒋廷彦兄弟意见最大。

李振邺和张我朴等人竟然还不知道收敛，争相夸耀某某榜上有名是他出力的结果，指名道姓涉及者多达数十百人，猖狂已极，无少顾忌。张汉气愤之下，写了一篇揭文，告发李振邺贪赃枉法，投送到科道衙门（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官署的合称，都察院即为唐宋时的御史台）。

有个杭州贡生张绣虎甚有心计，竟然想到敲李振邺和张我朴竹杠的主意。张绣虎先是找相识的吏科给事中陆贻吉（《东华录》作陆姓，据吴伟业《吾谷行》注及王应奎《柳南随笔》，贻吉姓严，为嘉靖大学士严讷裔孙），要他出面去给李振邺和张我朴带话。陆贻吉哪里会惹这种麻烦，于是张绣虎就自己拿着张汉的揭文直接去找李振邺、张我朴二人，敲诈了一千二百两银子。

蒋廷彦、蒋文卓兄弟也不甘寂寞，步张汉后尘写了一份揭帖（传单），预备公开张贴在市集上。揭帖中揭发了张我朴以权谋私的事实，为了举证，还特意提到张绣虎成功敲诈李振邺、张我朴的情节，以表示李、张二人心虚，并说明被敲诈的一千二百两银子是另一名同考官陆贻吉经手的。陆贻吉听说后急忙赶来，怒斥蒋文卓并和其理论。蒋文卓于是在揭帖上删掉了陆贻吉的名字。

但陆贻吉见到满城风雨，舆论大哗，便告诉同僚任克溥说：“张汉与蒋文卓写揭帖揭发了今科之弊，想不到把我的名字也无端牵涉了进去。我自己要上疏，检举这件事。”其实他本人确实曾为行贿的士子和受贿的同考官居间说合，心中不能自安，所以才有自我检举的意思。但他一时又下不了决心，依然心存侥幸，是以一直观望，未见行动。

任克溥时任刑科右给事中，他之前也曾努力谋取同考官一席未果，此时便对陆贻吉的话留了心。之后，任克溥暗中将事情了解清楚后，并没有立即上疏揭发。他时任给事中，正是负责监察的官员，却隐忍不发，显然是幕后涉及党争。他驻足观望，只是在等待最好的时机。

这一场乡试闹得满城风雨，朝野尽知，唯独顺治皇帝一人被蒙在鼓里。此时，他宠爱的董鄂妃刚刚生下了一个儿子，皇帝欢愉异常，眼中只有董鄂妃母子不说，还公然宣称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为“朕第一子”，隐隐有立为皇太子的意思。随着新生儿的诞生和皇帝鲜明的态度，清后宫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残酷。一时之间，董鄂妃母子成了众矢之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皇帝的母亲孝庄太后声称身体不舒服，要到皇家苑囿南海子（故址在今北京大兴）养病，并谕诸后妃及百官视疾问安。董鄂妃刚刚生产不久，身子还十分虚弱，但她知道太后素来不喜欢自己，而皇帝为了封自己为贵妃一度与太后交恶，为了不让太后与皇帝母子再次失和，她坚持前往南海子伺候太后，并朝夕侍奉以至于“废寝食”。

当年十月十六日，顺治皇帝巡幸南海子，其实是想借机探访董鄂妃。就在这次巡幸时，顺治皇帝突然召见诸大臣及科道官（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的统称），面谕众官要恪尽职守，不得徇私包庇。

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感觉时机来临，就此上疏参奏说：“北闱榜发之后，途谣巷议，到处都有不满怨言，此中弊窦甚多。”他还拿出了蒋廷彦和张汉所投送的揭帖，举例说中试举人陆其贤是用银三千多两通过吏科给事中陆贻吉向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的，并指出类似这类事不在少数。

顺治皇帝本来正在兴头上，意气风发，突然接到了这样一封奏疏，见之前的殷殷期望付诸流水，当即龙颜大怒，下令吏部、都察院严加追查。顺天科举大狱由此而兴。

任克溥，字海眉，绰号“任帽子”，山东聊城县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他之前曾积极谋取乡试的同考官之位，但却没有被选中。时人均认为任克溥是对自己没有当选上同考官而怀恨在心，所以才故意揭发了科场案。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任克溥是受了礼部尚书冯铨和大学士刘正宗等山左诸大老（左即东面，山左诸大老指山东籍的高官，并非某著名小说中所说的满人贵族）的指使，有意让李振邺等南方官员难堪，即所谓的“荼毒南士”。于是，本来单纯的科场案又扯上了南北党争。

“南北之争”源自明朝。明朝末年，南方籍大臣和北方籍大臣党争十分严重，南方派系以江浙大臣为核心，北方派系则以山东籍高官为首。因南人多文采出众者，故崇祯一朝中南人占了上风。冯铨和刘正宗当时均在明朝廷中任职，冯铨是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刘正宗是山东安丘人，均是北方派系，因此备受南方大臣打压。“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入清后，两人都当上了清朝的高官。冯铨入内院协理机务；刘正宗善写五言古诗，又写得一手好字，其书法号称“秀妙无伦”，因文章、诗词、歌赋出众，成为顺治皇帝的文墨挚友。顺治皇帝每得著名书画，必经刘正宗鉴别评定后才归御府收藏。顺治皇帝还常常将所得名人字画和自己作的字画及亲笔题字赐给刘正宗，御府图书题跋也多出自其手。江山换了主人，大臣却还有不少是前朝旧臣，“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冯铨和刘正宗成为北方派系大臣的首脑人物，党争依旧在延续。

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是北京城最早剃发迎降的明臣，素为众人所不齿。以陈名夏、龚鼎孳为首的南方官员弹劾冯铨是前朝阉党余孽（冯铨曾在天启年间依附大宦官魏忠贤，爬到大学士之位）。冯铨则反唇相讥，揭发龚鼎孳曾经投降过闯王李自成，“竟为北城御史”。当时掌管朝政大权的睿亲王多尔衮问起此事是真是假，龚鼎孳竟然回答说：“岂止我龚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徵亦曾归顺唐太宗。”气得多尔衮大骂说：“龚鼎孳自比魏徵，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当时汉人高官如洪承畴等均是南方人，冯铨一度处在下风。不过多尔衮权衡利弊后，公开支持了冯铨一派，却也未贬斥南方籍大臣，表面上对南北两方的争斗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是当时南方籍大臣陈名夏勾结部分满人贵族，专权达到了令朝野侧目的程度，冯铨、刘正宗等北方派系大臣自然没有好日子过，尤其是冯铨，基本上是在南方大臣的不断参劾中度日，弹劾冯铨竟然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

［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崇祯七年（1634），龚鼎孳中进士，时年十九岁，授湖北蕲水知县。崇祯十四年大计，政绩列湖广之首，迁兵科给事中，诏入京。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龚鼎孳投降为直指使，奉命巡视北城。有人责问龚鼎孳为何屈膝变节，龚鼎孳说：“我原欲死，奈小妾（指秦淮名妓顾眉）不肯何！”这便是郁达夫诗“莫怪临危艰授命，只因无奈顾横彼”的典出，时人均视为千古笑谈。清朝入关，龚鼎孳又主动迎降，官授吏科给事中，历官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礼部尚书等职务，还当了几次会试点考官，是著名的“三朝元老”。虽然于气节上有亏，但龚鼎孳才气纵横却是无可否认，他写数千言可以一挥而就，而且辞藻缤纷，一点都不用修改。顺治皇帝在宫中读了龚鼎孳的文章，叹道：“真才子也！”清初名流多出龚鼎孳门下。］

［陈名夏，江苏溧阳人，少时以文名著称，为复社名士。崇祯十六年（1643）会试中，名列四百名进士之首，殿试取中第三名（即通常所称的探花），明末任翰林院编修，兼户、兵二科给事中。甲申之变前夕，陈名夏曾面见崇祯皇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李自成大顺军攻进北京之日，陈名夏上吊自杀，但被家人解下救活。李自成手下官员牛金星下令征明朝官员入宫后，陈名夏躲了起来，不久被人检举，终被大顺军抓获。负责审问陈名夏的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刚好与陈名夏相识，因而力劝陈名夏加入大顺政权。陈名夏逃跑不成后，终于还是投降了李自成。不久后，他又找机会逃往南方家乡。由于当时的南明朝廷正在缉捕曾经投降李自成的明朝官员，陈名夏又被迫再次逃亡，几经辗转后，在福建天姥山遇见好友兼儿女亲家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送了陈名夏一大笔钱，助他逃亡。陈名夏最终到了河北大名，在此地遇见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当时刚接受了清廷的征召，便将陈名夏推荐给保定巡抚王文奎，再由王文奎上疏，向清廷推荐陈名夏。顺治三年（1646）正月，陈名夏出仕清廷，从此平步青云。其人“所推南人甚众，取忌于北”，“国族侧目”，从步入仕途之初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激烈的党争。］

顺治十一年（1654），刘正宗突然发难，弹劾南方派系首脑人物陈名夏，起源便是一套明朝的衣冠。顺治皇帝喜欢汉式服装，经常在宫中穿戴明朝皇冠、皇袍，并对镜沾沾自喜，认为比满服强多了。当年二月，顺治皇帝一时兴起，将明朝朝服公然从内廷拿到内院，向群臣展示。有大臣为了迎合皇帝，连声说好，顺治皇帝也是一脸笑容，看上去很是满意。陈名夏一时感慨，对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努尔哈赤时便已经归降后金）说：“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清世祖实录》）宁完我立即勾结与陈名夏积怨已深的刘正宗同时发难，参劾陈名夏“结党怀奸，情事叵测”，主要罪状有“倡复冠服，涂改诏旨，结党行私，循情纳贿，纵子肆虐”等等，其中最核心的是陈名夏把“留头发，复衣冠”作为“第一要紧事”，声言是“天下太平”的关键，是以宽衣博带为名，行变清朝为明朝，“计弱我国”之实。如此一来，陈名夏就有反清复明的重大嫌疑。顺治皇帝十分重视，命令内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在午门外会同对陈名夏逐条审问，从重定罪。陈名夏在受审中据理反驳，刑部右给事中刘余谟、御史陈秉彝在旁为之竭力辩护。双方争执不下，在午门楼上暗中观察的顺治皇帝见此情景大为恼火，立即召见刘余谟、陈秉彝二人，大加训斥，并立即解职。最终，陈名夏被定罪，以弓弦绞杀于午门内的灵官寺，终年五十四岁。时人因而感慨说：“溧阳千磨百铄而不死，死之以弓弦。”（《北游录》）

当年四月，冯铨、刘正宗等北方大臣为了进一步铲除异己，纷纷出动，以陈名夏“亲戚”、“党羽”的罪名弹劾了四十一名南方籍大臣，进一步火上浇油。一时间，南方大臣感觉大祸临头，人心惶惶。顺治皇帝为了稳定局势，不得不亲自出面警告冯铨，冯铨这才不敢再兴风作浪，这场大风波由此平息。

在此之前，顺治皇帝一再向天下人表白自己是以宽治政，还常常叹息昔日明太祖朱元璋诛戮大臣太为过分，但自陈名夏案发生后，他又得出了为政太宽“亦不可”的结论，并于五月以“任意结党营私”的罪名，将陈名夏的好友陈之遴发往盛京（今沈阳）。不过顺治皇帝爱其才华，不久即复职。

［陈之遴，字彦升，号素庵，海宁盐官人。出自著名的海宁陈氏。后民间传说乾隆皇帝本为海宁陈氏子孙，即为陈之遴一系。陈之遴年轻时与东林、复社名士钱谦益、吴伟业、陈名夏等结交，后来陈之遴还与吴伟业结成了儿女亲家，其妻徐灿是当时声名远播的女诗人。崇祯十年（1637）以一甲二名中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清兵入扰衡水一带，其父陈祖苞时任顺天巡抚，因城池失守下狱问罪，很快病死。陈之遴受到株连被罢官。清兵入关后，起初效命于南明政权，被任为福建主考官。后投降清廷。其所作《念奴娇赠友》一词中说：“行年四十，乃知三十九年都错。”表达了改换门庭的心态。陈之遴甚至还劝说洪承畴发掘明孝陵，“尽变本来面目”。入清后，陈之遴很受清摄政王多尔衮器重，多尔衮死后，又得到了顺治皇帝重用。令顺治皇帝开始对陈之遴不满的是京师“大豪”李三事件。李三本名李应试，别号黄膘，因排行老三，又称李三。他是明清交替之际北京城极为传奇的人物，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却势焰熏天，玩弄王公重臣于股掌之间。李家世代在明朝中央各部当“书办”案记录工作），李三本人也是书办出身，在明朝犯了重罪，被关在刑部大狱中。刚好明末天下大乱，他乘机逃出，并召集了一部分人，将明朝各部“案例”全部偷回家中藏匿起来。封建时代，法律条文粗略，处理各种案件全凭案例。清朝定都北京之初，凡事都在草创之中。六部创建之后，处理事务没有案例可循，头绪纷繁下，大小官员无不叫苦连天。李三把持了案例，奇货可居，趁机从中渔利，包揽词讼，案犯的生、死、徒、徙，官吏的升、降、奖、惩，钱粮的征、拨、减、免，往往由他片言决断。封疆大吏、朝中重臣为保饭碗，争相辇银输金“购买”案例。几年之间，李三便富可敌国。他在京城大造宅第园林，其规模堪比王公。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明目张胆地将自己的住所按中央六部的样式修建，分置“吏部”、“户部”、“刑部”等各房。外来人有事某部，即投某部房内。而李三本人则总领各“部”，俨如君临天下的帝王。经过数年经营，李三的势力越来越大，耳目遍布朝野，“明作威福，暗操生杀”。不管是朝廷官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他对谁不满，就立即派人暗杀，官民震慑，莫敢撄锋。顺治八年（1651），李三称霸京城之事渐渐传入大内，顺治皇帝十分震惊，就此事问陈名夏，陈名夏支吾不敢说话。顺治皇帝勃然大怒，立即命步军统领带人将李三逮捕，交刑部审理，刑部也迟迟拖延，不敢开审。顺治皇帝便命王公大臣会同诸大学士审理。审讯时，唯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之子）大声诘责李三，其余王公及大学士，如宁完我、陈之遴、陈名夏等皆缄口不言。事后，郑亲王诘问陈之遴，陈之遴说：“李三巨恶，诛之则已，若不正法，之遴必被其害。”（《思益堂日札》）堂堂重臣，如此畏惧一平民，也可谓骇人听闻了。在顺治皇帝的干涉下，李三及其党羽最终被杀。因为之前陈之遴抢先提出要立即处死李三，引发了人们猜疑他是要杀人灭口。在面临郑亲王济尔哈朗调查的压力下，陈之遴终于承认自己与李三有牵连，由此被免除大学士之职，从此失去了顺治皇帝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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