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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部分（第2页）

江青同志画像（乌拉德1986年）

江青回到监房后，对法庭上的感受大谈不止，好像她是刚刚从前线回来的英雄。就是在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也是嘴里哼着《红灯记》的唱段，不住地走来走去，好像在思考战役前的方案。

“我看见了张春桥，他是好样的！”江青得意地说，“他那副神情就是对法庭和整个当局的抗议，他从思想上就没有承认这个反革命政权。所以，他坚决拒绝回答法庭提出的一切问题。瞧那个法庭的模样，就像唱戏里的阎王殿似的，没有个公平说理的样子。王洪文可就不行了，低眉锁眼，当年的造反派勇气到哪里去了？姚文元还可以，还能沉得住气，就是缺乏和他们大辩一场的准备。面对阎王殿，就是要以死抗争。”

“你不要老说这些话，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人家吴法宪的态度有多好。”

“他是什么东西？他是迫害毛主席的人。我们审查他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样子，哭哭啼啼，不像个男子汉的样子。”江青怒气冲冲地说，“还有黄永胜，他是林彪的这四员大将中唯一参与了策划杀害毛主席的人，他是和林彪研究了政变的头子。特别法庭好像对此没有什么印象。这个家伙可是狡猾呀，林彪摔死后，他销毁了不少的证据。我们对他下手晚了一些。毛主席给了他们十天的时间，让他们能够走坦白的道路。但是眼见的他们一个个订立攻守同盟，大批地销毁材料，继续打击知情人。这时，是我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建议该行动了。”

她讲起这些来，滔滔不绝，仿佛她真是反对林彪的英雄。

“在逮捕黄永胜之前，我和他谈了一次话。那是我冒着风险去的，冒着他杀害我的危险。我对他说，只要你能很快起来揭发林彪的阴谋，我保证你能过关。他当着我的面还是说假话，说他和林彪、叶群之间没有特殊的关系，矢口否认他参与了林彪的阴谋活动。甚至还说他也是反对陈伯达的。我说：‘既然你不听我的话，那么我可就无可奈何了。’于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是眼看着他走向这条道路的。他要是能走揭发林彪的道路，事情也许就不是这样了。”

“他就是揭发了林彪。投靠了你们，也不是和你现在的命运一样吗？”

江青的脸色刷地变了：“这是什么话？黄永胜怎么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他是把我恨死的人。昨天开庭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他那副恶毒的眼光至今没有变。我真不知道法庭为什么对这些宝贝人物那么开恩？而对我们这些真正跟着毛主席走的革命派却是极端地仇恨。”

话语里，仍然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架式和口气。

“毛主席当年说陆定一的中宣部是阎王殿，他们是专门压制革命派的。今日的法庭对杀人的、残害革命派的，没有多少兴趣，却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的左派，采取如此蛮横的态度，难道不是阎王殿吗？”江青越说越气愤，激动得时候竟然站了起来，指着铁窗说，“你们想一想，假如毛主席健在，我会到了这里吗？毛主席遗体未寒，他们就玩弄起这样的阴谋来，这种矛头不是对准毛主席的又是什么？就这，他们竟然还好意思地吹嘘他们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江青，我们是不会和你一样去反对党中央的，你难道不怕我们会给你报告吗？”

江青哈哈大笑了：“你们不是给了我几张纸吗？我还要把这些写出来在法庭上宣读呢。问题是下知道他们让不让我讲话。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驳斥夏衍对他的攻击时写道：‘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你们大概不知道这话的真正意思。因为鲁迅在《答周刊编者的信》中对田汉化名绍伯攻击鲁迅的文章《调和》给予反击，于是夏衍就在鲁迅背后说：‘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所以，鲁迅讲了那样的话。现在我也可以借用鲁迅的话来回答你们：我评论当局的话看起来难听，却是可以经得起鉴证的。什么江某不认罪啦，什么江某骄傲啦，统统都是当局逼出来的。这些，你们都可以汇报。不过，你们汇报时，最好要实事求是，不要造谣。不要拿上江某的脑壳去讨功领赏。我平生最恨的就是造谣、诬蔑和同一营垒里的叛徒。”

“那么，你是否认为王洪文是你的叛徒呢？”

“我避免谈这个问题，因为王洪文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而且至今我不了解情况。但是，我知道华国锋是一个彻底的叛徒，他背叛的不是我，是毛主席。”

“江青。你听了《起诉书》里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后，有什么看法？你觉得检察厅讲的是不是事实？”有人故意这样问她。

“我看了几遍，又听他们宣读了一遍。根据我的回忆，里面是真真假假。有真有假。”江青毫不在乎地说，“有一些是高抬我了，把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功劳加在我江某的头上了。有一些嘛，完全是无中生有啊。什么我和林彪如何如何，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弄出来的鬼名堂。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话，希望你们转给当局。那就是：林彪早在一九六六年底，他就和我们党内的一些人勾勾搭搭地想搜集我的一些材料，整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黑档案。他们逮捕了一些人，都是林彪的小分队们干的。如果我在外面，肯定能够拿出许多的材料来。”

因为江青面对着的不是检察官和专案组的人，所以她的话语里就没有那么多刺激的词汇了。有时候，她的话里也有悲哀：“我们搞了整整十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育，全被林彪这个王八蛋给弄坏了。我们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不同于迷信。立足于科学的信仰，就是革命勇气的来源，是比黄金更可贵的精神黄金。”

在监管员的眼睛里，江青的思想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她是想到哪里就说道哪里的，而且是什么话都可以说。她的思想和语言，完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套，几乎没有什么新鲜的语言，听起来令人感到荒诞和可笑。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耐着心情听她讲，他们奉命要汇报江青首次出庭后的思想和谈话。直到医生给江青检查身体的时候，江青还在说：“我的脑子我感觉很不好，身体的各部位都有不舒服的反映，我是硬行强顶啊。你们大概不知道。有两次我都几乎要晕倒了，但是我想着毛主席的教导，紧咬牙关给顶过来了。”

连续两天没有传江青，她知道法庭已经在开庭审其他的几名被告。她的兴奋情绪也稍微安静了些，又反复地研究那篇起诉书。她认为，里面把她的事情和林彪及其他的许多人物的事情连在一起，谁也弄不清某些事情到底是谁干的。二这是特别法庭的一种瞒天过海的把戏，把林彪的一些事情强加在我的头上后，既可以冠冕堂皇地把他们打扮成维护毛主席的模样，又可以借林彪的罪名来杀我，争得人心。“这种反革命的伎俩是多么毒辣啊，”江青反复这样讲道。

《起诉书》里说：“文艺界，仅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受诬陷、迫害的就有二干六百多人。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应云卫、郑君里、孙维世等被迫害致死。”

江青的注意力回到她所熟悉的文艺界的时候，对里面的一些陌生的人名感到奇怪了。这些闻所末闻的一些人的死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文化大革命中的好、坏人死了成千上万，难道都需要我来负责吗？像这样的逻辑，那么害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岂不太容易了吗？随便找几个人的死，就可以把任何领导人置于死地，这是标准的构陷！这大概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后陷害革命者的惯用手段。

江青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一直以搞文艺和戏剧为掩护，秘密做地下工作。建国以后，她的手也多次伸向文化艺术界，把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弄得风雷激荡、六神不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江青和张春桥一块接见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团的时候，江青就说：“在上海，我只要两个团，一个是你们，另一个是京剧团。我对文艺一直是有偏爱的，但是现在不行了，主要的精力是搞政治，剧团的政权问题还比较好解决。但是文艺上的‘破’与‘立’上，‘立’是稍难一些的，也不难。我的雄心壮志是：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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