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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2页）

“李希凡，蓝翎是什么人？这样的文章怎么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周扬和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邓拓都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

周扬说：“党报可不是自由讨论、自由辩论的场所，别说是小人物，就是有一定资历的人也不一定能在这份报上随便登文章啊。”

江青并不和他们争论，也没有转达这是毛泽东的意见，扭头就回到中南海了。江青从不在任何人面前说一些大话或威胁别人的话，甚至还要故意示弱。她是处处用最后的实力来显示自己的不可战胜和得罪自己的最后结果的。往往当人们意识到这位女人的力量时，一切都会悔之晚矣。

江青和毛泽东还有一个相同点，他们喜欢破格地扶持一些本来无名无势的“小人物”，直到把他们一下子提拔到吓人的高度。

毛泽东听了汇报，微微笑道：“他们看不起小人物，别忘了他们也是从小人物起来的。那好，我们就来个专门扶持小人物，看他们将来怎么办？我早就说过，俞平伯是胡适派的代表人物，解放以后，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评，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而我们那些共产党员却采取了投降主义的错误立场，这就把事情弄得很复杂了。可恨的是我们的这些共产党员是干什么吃的！”

江青冷冷地说：“他们的眼里没我们，他们狂得很哪。那些胡适派的专家、学者自以为他们捧的是了不起的真经，其实不过是毫无用处的破烂。《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他们怎么能理解得了？除了武断地作些臆测或推断外，再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周扬和邓拓不是说这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不能上人民日报吗？那就先上文艺报。老子这个人从不争第一，先让他们一局，再来个后发制人。”毛泽东说，“只有让他们表演得充分了，人们才能进一步识破他们的真面目。否则，好像是我们多事。压制小人物的文章，不公平嘛。”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文艺报》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及其他》的文章后，《光明日报》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又发表了他们的《评》。《光明日报》还加了一段编者按，按语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亟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已在第十八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

毛泽东对这篇编者按极为不满。他连批了三个问题：“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六天后，毛泽东给政治局所有的人和其他有关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评了党内的资产阶级大人物压制新生的“小人物”，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的错误，指出：“驳俞乎伯的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主意的。”

这下，周扬才知道江青的意见是有来头的，他暗暗地埋怨自己的迟钝和轻视。

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下，全国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大批判。江青得意洋洋地说：“这是自批判影片《武训传》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斗争，我们一定要取得伟大的胜利。”

在江青的具体布置下，毛泽东亲自出面和修改，诗人袁水拍于十月二十八日发表了题为《质问编者》的文章，公开批判《文艺报》，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这一举动，使周扬等人着了急，慌忙向刘少奇、邓小平求救。刘少奇说：“你们不要害怕，沉住气，充其量不过是《文艺报》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错误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邓小平也说：“《文艺报》过去是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改了就好了，没有其他的大问题。”

也正是这时候，刘少奇对胡乔木说：“你们再引用毛主席的话的时候或者提到毛主席的时候，最好用毛泽东同志这个称号，主席的话不用”教导“等语言，这样便于将来主动。我们没有听说把列宁叫作列主席的。”

胡乔木在一定的范围内传达了刘少奇的这个指示。

江青听到这个传达后，眉头一跳，轻轻地说：“哦，现在不用主席了，他已经爬到了党的第二把交椅上了，也可能会认为主席将来也是他的绊脚石呢。”说完，她嘱咐身边的人不要把这话告诉任何人，包括毛泽东本人。

从十月三十一日起，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联合召开了八次主席团扩大会议，对《文艺报》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扩大会由郭沫若主持。《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副主编陈企霞分别在会上作了检查，胡风、俞平伯、老舍、何其芳、周扬、丁玲、茅盾、袁水拍、翦伯赞等三十余人在会上发言批判了《文艺报》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错误。

胡风的发言特别引人注目，他说：“《文艺报》从来就没有支持过革命的新生力量，它的领导权完全是掌握在一批大党阀和恶棍们手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不从领导权上考虑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的文艺界如何能走出死胡同？我看依靠现在这批人根本难以胜任。文艺界从三十年代以来就是人和鬼并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除了斗争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出路。”

那时，江青以普通的文化部人员的身份参加了几次会议，听到了胡风的发言，她吃惊地说：“胡风要干什么？要夺郭老这些人的权吗？他比《文艺报》领导人的胃口还要大啊！”

胡风当然不知道江青的态度。他反而认为：“文艺界的反击现任领导人的形势非常好，这是我给中央的意见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看来毛主席已经转到我们这边了。这次机会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要抓住周扬这伙人，往死里整，不能给他们以喘息的空儿。”

胡风不认识江青，却对江青大讲要扫除扣在作家头上的“紧箍咒”，说：“现在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见风使舵的家伙。毛主席搞政治可以，搞文艺就不行嘛。从来的皇帝没有成为文学家的。偶尔作首诗还可以，真正让他当诗人就要出笑话了。”

江青从心里骂道：猖狂的东西，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十一月七日，胡风在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文艺报》现在所犯的错误是有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向资产阶级投降，表现在向反动的胡适思想投降，具体的例子是五年前，《文艺报》就发表黄药眠、蔡仪等人关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讨论文章，是对朱光潜这样一个胡适派的旗帜之一、为蒋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务的人，表示了投降和求饶的态度；第二《文艺报》对进步作家、对‘小人物’采取压制态度，具体例子是压制在美学问题上努力与朱光潜斗争的阿纶；第二，《文艺报》在批评工作上是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占支配地位，基本上是用庸俗社会学作武器，特别是周扬等人是典型。第四，庸俗社会学表现在美学上的特征之一是形式主义，具体例子是《文艺报》发表的关于诗的‘笔谈’中占支配性的意见是要求诗有固定的形式、格律、建行等等，提倡了形式主义等等。”

显然，这样的批评和毛泽东的要求没有丝毫的一致处。

胡风还在会下和人谈话时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鲁迅写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就是回敬周扬一伙的，他掩盖不了这个事实。周扬把持着《文学月报》，刊登了大量的这方面的文章。鲁迅专门给他写信，提出：‘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工农大众身上。诬陷、造谣、恐吓、辱骂，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吧，我们的作者如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一丘之貉的。’但是，周扬之流不仅不接受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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