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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的悖论（第2页）

可能人一生都不会脱落这先验的安排，一生都走在这被设定的期待铺平的道路上，这是“幸运”通常的含义。而任何偏离和脱轨，都是人的“不幸”。这不幸往往切近着无聊。

无聊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也是一种情绪现象。

当神圣的东西坍塌后，当建立传统的肯定因素——完美、崇高等暴露出它的虚假后，人们不再崇尚任何理想；也不再相信任何纯社会意义的价值，而是恢复到直接的生存状态。这生存状态不附着于任何观念性的东西，人们只需要这样的生活，因而他们也就构成这样的生活本身。

这是世俗的生活即生活的世俗性。对此，是不能进行道德评价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关注的只是磨肩擦踵的平凡而沉沦的生活，并不去追寻生存的意义。这个平凡而沉沦的生活就是人类的无意识，就是人的生成的意义不得不吞吐的莫名的大地。

在这种公然的无意义的生活中，人不再是没有个人特征的、政治化或道德化的观念和这观念的抽象。在各种实际关系的制约下，人的最实际的生存需要开始公然地伸张自己的天然权利。人成为人自己的欲望的抽象，因而在这自己的抽象中肯定自身，并给予别人同等的权利。

我们从一种平均值变为另一种平均值，但我们还有未泯灭的期待。或许，只有脱落了正常的衔接与连续，体会到无期待，真正的期待才可能开始。说可能是因为更多的情况是习惯性地、屈从地再退回到常态、淹没于常态，即淹没于正常的衔接与连续。而任何对常态的无意识，都会仅仅在价值取向的意义上看待无聊，从而简单地陷入无聊和意义的因果循环。这种因果循环只是一个注定了的重复罢了，因为无聊后的期待和无聊前的被设定的期待一样，也是被设定的。

我们只能将作为价值尺度混乱的无聊连同这无聊的直接否定即间接肯定——被先验目的设定的意义、期待，一起抛弃，才可能在无期待中回到期待自身。

这无期待的期待即生存的零度，它可能是无聊——不再附着于任何观念的生存状态；也可能是无语——蜕去语言的任何观念性，为了重新进入语言的稍纵即逝的困境，它只成立在进入生成语言的意义上。

换一个角度，当期待只是向着未来，或向着某一个外部的目的时，期待便把期待者投放在地平线上，这与其说是你期待的心愿的实现，不如说是期待者被给予、被规定的实现，因为那设定未来和目的的世界早已是时间化、尺度化了的世界。因而实际上，你期待以及期待目的的自由，其实是被必然规定的自由。在这种期待中，生命只做了一场傀儡戏。

只有那使期待从时间的连续中脱落而回复自身虚无的断裂，才是期待的一次真正的洗礼。这时，个人濒临自身的历史文化的界限从而有可能跨出属于个人真实性的第一步。

无聊究其底即否定性，但不是在直接现象的意义上——在直接现象的意义上，否定一旦直接和否定“什么”相联系，同时也就无异于直接同肯定“什么”相联系。无聊作为一种超出价值取向或道德评价的生存状态就是否定性本身。它总包含着或引发着断裂、悖论——穿透无聊的期待。

穿透无聊的期待当然已不再是或不再简单是自我呈现的无聊，毋宁说它是无聊即生存零度的挣扎，是无聊的承担。它才最踏实地担保着使无聊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统位置——玩世与麻木的摆动中心或入世不得又出世不了的尴尬处境——还原到平凡的生存，而一切可能性都只可能从这平凡的生存中挣扎出来。

作为生存的零度，无聊就是无聊，并不进入表达。进入表达的无聊已是无聊的挣扎，它透露着隐秘的期待——这隐秘纯然属于个体；同时又分明带出了一个现实的或具有现实感的语境——这现实一如偶然的碎片的随意拼凑，却有一个共同的现实的前提：存在和价值的剥离。如果无聊仍是价值脱落又价值粘连的存在迷惘，那么无聊的表达已是在断裂或悖论中直面存在。

它不再许诺什么。

“圆”的重复语境不再能在重复中将历史作为现实的根据。历史断裂了。从西方借鉴来的“荒谬”不再能在借鉴中连同荒谬对抗的理性——在荒谬的世界面前的自我超越精神——一起含混着强加给我们。理性，至少是源于希腊精神的西方理性，并非必然地是必须补上的逻辑环节，从此，它不得不面对中国人的审视。

唯其不再许诺什么，个体的生命连同个体生命注定了的边缘性存在才不再会落入一表达就立即上升为普遍原则的虚幻。存在或生存不再因普遍性而变为价值，最高价值亦不再可能成为最高尺度裁决一切存在者。

没有作为终极根据的本源、本体的许诺，甚至，即使回到个体生命的边缘性存在，也常常什么都还没有——没有在瞬间划破光明的意义的想象，但毕竟现实的语境已经获得。

也许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能在彻底的否定性中建立一种在审视的同时自我审视的眼界。

在历史的西方走向上——这当然只是一个纯粹直观的表述，形而上学的存在曾不可避免地向价值谋取一统世俗的绝对意义，直到尼采为存在和价值的区分而发疯。这个区分是要命的。

生性追求存在之恒定的价值，难免不在某一天陷入同存在分裂的危机。结果，人在“价值”的颠覆中杀死上帝，紧接着又在“存在”的毁灭中杀死人自身。

前一次“谋杀”是悄悄进行的，为了个人从无所不包的理性价值中争得存在的权利。尽管叔本华、克尔凯廓尔、尼采喊得疯狂，但人们看见的只是张大的嘴，像蒙克的《呐喊》。至于声音，早被理性的喧嚣吞没了。

后一次“自杀”却伴着飞机、坦克的轰鸣，人想取上帝而代之的永恒的存在之梦像身体一样被炸得血肉横飞。死亡成为世界性不可逃避的事实，即使幸存者也在奥斯维辛死亡营面前彻底交付了生存的意义，哈姆雷特还问一声“活着，还是不活”，阿多诺却肯定地说，“奥斯维辛后，人失去了活的意义”。

人死了，有限的终有一死的个人才在“人”的死而复活中瞥见“十字架”上的真理：谁也不能以“人类”的身份获救，“个人”只能是个人，他在其有限性中可以同非存在的上帝达成自我否定的转换：“十字架”的“横向”是个人的有限性存在，它被十字架的“纵向”切断所指引。这个转向是根本的，只有它才是人的存在的隐喻。领悟到这样存在的个人，上帝才把有限的“道德罪”（横向）拦在个人面前，而把个人承担不了又为转向所必需的“宗教罪”（纵向）引到自己的身上，由此分解“原罪”而达成个人与上帝的非连续性的和解。

与此互为背景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被人类推崇备至以致推崇到人类主宰即主宰人类的科学理性——工具理性，自身已愈来愈显示出被纵向性切断以透射虚无的横向性。所以，科学技术的任何一步发展，都伴随着人的道德价值的有限性证明，以致证明到这样的地步，科学技术本身的否定性、虚无性直接成为人的存在的有限性本身。

我们也不再画“圆”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既是“谋杀”也是“自杀”。这种被设定的期待的偏离、脱轨，也许是在某一个明媚的早晨或温馨的夜晚一次发生的，但只是在经历过漫长的咀嚼后，断裂或悖论才在个体生命的直观中刻骨铭心地成为记忆。从此儒道互补、天地君亲师的“圆”才真正有了缺口。这缺口既是缺欠，又是敞开。承认有缺欠，敞开才是可能的。

当然有缺欠的总是个体，或者换一个角度说，直到个体性的真实成为真实后，个体的缺欠、不完美、有限才成为我们切实的立足之点。在这立足点之上，挣扎、表达，无论是学术、艺术还是行为问题，也无论在什么维度上，都有一个超出一般价值评价的意义，即给既定正常的、成为大文化圈的统治思想及其形态的普遍尺度，敞开一个它的界限外的空间，那里是破坏“热寂”的“黑洞”，可怕也不可怕的。

对无聊和无聊的表达——无论是以文学的形式还是艺术的形式——是否可作如是观？如果可以，几个可能的诘难和反驳便可照录如下：

（一）道德资源枯竭的表现，或使本来濒于枯竭的更加枯竭，谁也不来承担现实的责任。

（二）社会进程要求规则，无聊破坏任何规则的建立，在否定对象的同时连自己也一起否定了。

（三）中国历来有一种痞子文化，现代的无聊更促成了痞子文化的泛滥。

（四）把消解乃至破坏本身变成目的，结果使无聊者自己成为“全身瘫痪的人”。

当然还可以为满足正当的义愤而列举再三。

我们原本就不是为了回答而直陈无聊的悖论的。这仅仅是提供一种自我理解的参照。我们对理解的理解，向来抱着退场的承诺，可惜，生活自有不能退场的时候，担待，尤其是隐喻缺席的转换的担待，不正是个人成其为个人的生存权利的逻辑补充吗？——

我不是，

我才是。

1991年秋天

（此文系与墨哲兰先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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