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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曾经的承诺（第2页）

6.尼采在“权力”与“意志”之间进行分裂的方式。尼采谈非本真的记忆：对历史的物恋性理解将总是把自己作为一种投降的意识形态来政治化和体制化。历史决定论的危害在于它总是落入权力之掌，因而摧毁了意志的自然反抗的那种方式。

最后尼采的结语：“那种只与自己的灵魂厮守的人”，他的概念本身最终都有一种特殊的暮色、一种深度和必然的气、一种无法交流和不自愿的东西，冷飕飕地吹向过路的人。

局部问题展示

（一）

在今天的世界上，读这样的文字，无异于忍受折磨。我不仅忍受着“那种只与自己的灵魂厮守的人，他的概念本身最终都有一种特殊的暮色、一种深度和必然的（受难的？）气、一种无法交流和不自愿的东西，冷飕飕地吹向过路的人”，还特别忍受着文字在历史与现实之事实面前的冷峻、冷漠与无力。

事实上，吕贝卡·寇眉的《拯救复仇》及其转述解释的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四人都带着不同程度的“一种特殊的暮色、一种深度和受难的气、一种无法交流和不自愿的东西，冷飕飕地吹向过路的人”，在今天这个已恐怖得疯狂或疯狂得恐怖的世界上，有多少人会去认真地聆听？不要说，“从复仇中拯救出来”，或“把复仇转变为拯救”，已不能由哲学家来解释，而政治家早已用最科学、最精确的武器强加给它们而解释成“把拯救转变为复仇”了——恐怖与反恐怖不就是“把复仇转变为拯救”或“把拯救转变为复仇”？这其间解释之差异的合理度由谁来判断、裁定？“灾难”，只能由“灾难”。可是，无论哪一种解释，“灾难”，当然是“老百姓的灾难”，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记忆就在其中沉积，再沉积，而且只指向“沉积为复仇的政治”——现实就是这样延续着历史，或历史就是这样延续为现实，何曾转变为“拯救”或“救赎”？

尼采说：“很多人死得太迟，而有几个人又死得太早。”

寇眉说：“哲人死得太迟，因为大多数人死得太早。”

他们说的都是事实，尤其是作者说的，历来如此。它们的脱节在于：成事不能在记事中兑现。哲人应会成事也会记事。可是，他们成事却死在前面，民众不记或不会记；当他们死在后面时，死在前面的民众，在他们看来又不会成事，即无事可记。换句话说，要么民众是瞎子，要么哲人是瞎子。怪谁呢？我此刻想说的是：哲人和大多数人总是死得太早，政治家总是死得太迟。这才意味着“人活着但没有生命（daslebenlebtnicht——一生没有活）：（1）救赎已晚；（2）救赎已不可能；（3）人还活着生命已死。总之，人、哲学尚未成熟。”至于该不该得出“永远不会成熟”这样悲观的结论，可以存疑。

（二）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日常中究竟怎样或应该怎样面对“曾经的欠负”？比如，我（或我们）曾经遭受的伤害与苦难，在我（或我们）身上沉积为怎样的“曾经”或“记忆”？而每一个活生生的当下，与“曾经”发生着怎样的关联？是遗忘，是怨恨，是沉重的惰性，是看穿人生以致玩世不恭的世故，是急功近利的现得，是自欺的化解，是所谓升华为事业的“成功”，是积聚强力意志的报复、复仇、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于拯救平和（福祉）中获得救赎？……

每一种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因而每一种存在都是事实。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存在都是自己承担起来、截止下来哪怕微弱的救赎力量，而不再传递挑起怨恨或复仇的火种。为什么做不到？据说是“作为某物存在的真理（真实？）是他物”（黑格尔语），只有他物，才是某物向他物驱动的内在动力。说白了，向他物驱动就是同一他物、同化他物，即剥夺他物为自我扩展的“权力意志”；而且，“权力意志”就是“生存意志”的最高形式，如此等等。

西方哲学把它证明为普世真理（普适真理），因为，任何西方的理性都当然具有普世价值（普适价值）。

生存竞争就这样变成了生存游戏，非西方人要生存就不得不进入这场游戏，接过它的游戏规则。智慧之门上刻着的“认识你自己”，不是认识你自己最终的无知，而是认识你自己归根结底有没有“权力意志”。在这里，谁说哲学不是伦理、不是政治？

“为什么做不到”，这一问题构成审视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及其解释者寇眉的问题背景。

（三）

复仇的存在形式。尼采说复仇根本上就是“单纯的否定”，即“冻结在过去时中的过去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复仇即是取消存在，既取消被复仇者的存在，也取消复仇者的存在，二者在复仇的完成中同归于尽。为此，尼采针对“形而上学复仇”的意义，又提出过转变的方案：“肯定忘却忠实于事实的热情而得到拯救；意志对时间自身的过去性的更新；对‘碎片’的诗意整合而得救。”

“权力意志”似乎在诗化中放弃“永恒轮回”，或“永恒轮回”到“诗意地整合”？本雅明对尼采未挑明的置疑事实上提出来另一种方案，“即从非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重新思考和挽救。不从报应的定义上思考，超越惩罚和等价交换的逻辑以及总是伴随这种逻辑的来世思想。这是一种力图摆脱对复仇‘物恋式’思考的尝试——即超越惩罚和‘等价交换’社会的原子分裂性破碎，直到回归的永恒性最终去掉基督教世界用永恒世界来安抚的特征，直到专断的意志（即‘权力意志’）受到遏制，而这种遏制不仅仅是对欲望的克制。”

本雅明未经挑明的置疑直指尼采成其为尼采的“权力意志”。

（四）

复仇面对“曾经”的时间形式。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认为，在时间上，“怀旧、狂热、过分”的特征是“充满对一个超越了回忆的时间的回忆”——竭力想回忆起不回忆时是怎样的，将记忆对抗于记忆、历史对抗于历史、知识对抗于知识。

“超越了回忆的时间”，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一个活生生的人可回忆的时间只能是生活过的一生，超越它等于不能回忆，即死亡。然而，死亡还有它的活着形式，那就是遗忘，它就在一生可回忆的时间中，有自然遗忘，也有强迫遗忘（抑制），有暂时遗忘，有永久遗忘，也有假遗忘（如同假寐）。后来突然恢复记忆，即突然超越遗忘，这时就会连带地把种种遗忘的状态也带到记忆中来，于是记忆就“竭力想回忆起不回忆时是怎样的”。这是一种解释。超过人一生的回忆，只能建立在上辈的口述或历史文献（包括异域文献）的阅读中。拿它用来同今人的习惯视野比较时，才有可能注意到今人“对一个超越了回忆的时间的回忆”如何处在遗忘中，而察觉、发现这“不回忆时是怎样的”一种回忆状态，即抑制状态。于是就有了一种记忆对抗另一种记忆等等的说法。

于是，《不合时宜的沉思》对被膜拜的“曾经”的意义从各个方面展开阐释，如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体制的效果等等。其中，与时间和历史的“非真实”关系，如何有可能决定和歪曲我们与认识、语言、政治、文化、身体和性本身的关系。

在如此历史化的“曾经”面前，“复仇”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原因有三：（l）“曾经”外在为一种僵死不变的历史前提，使现在成为一种完全被动接受的结果，于是，主体在这种形而上学决定面前只剩下道德责任心理默默承受；（2）“曾经”又从僵死的过去转化为寓言的来世，奖赏和惩罚就在其中，现实人生遭到否定，其静态的肯定仅在于，对最后审判的永恒时间的听从；（3）“曾经”的历史是一堆“碎片、谜和可怕的偶发事件”，意志既然不能将它拉入或“浓缩为”整一的创作冲动，只好闪避它，或满足于原子主义或分散，结果是对破碎的膜拜。

尼采把这“曾经”鄙夷地叫作“无生命力的过去压力”，描述它如何有可能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使之“瘫痪”，将创造者变成旁观者，将后来者变成拾人牙慧者，将斗士变成合伙人，将艺术家变成查拉图斯特拉所惟妙惟肖描绘的装模作样的“文化人”。尼采每当进入此项分析总是最刻薄精到的了。“无生命的过去压力”给我们留下了“残疾的身体”，尼采的称呼是“侏儒”“跛子”“太监”“罗锅”等等。总之，这些“太监”对历史的“后宫”无能为力。而科学，则在相反的方向上把我们全变成了“思考——写作——言说——机器”的专业自动装置。我们自以为是在自由地写作，实际上预先制止了任何解读的可能。尼采把“现代科技”看作“警察与士兵”是同等的机器。“知识石头”只能造成“理性之夜无尽的失眠”。“创造归于消费，艺术归于美学”，对成功毫不掩饰地崇尚，对历史权威偷偷剽窃地默认，总之是对现实失去创造的力量。过去成为样本，将来只是变作无尽花样的模仿。

寇眉解释说：这就是对“形而上学复仇”（按：非“政治哲学复仇”）的阐述，这“复仇”面对的是一个“冻结了的曾经”，“复仇”所能做的“复仇姿态”只能是物恋式交换的虚假拯救的尝试。1874年，尼采已经清醒预见了这种复仇的政治后果。

其实，应该把尼采的这些描述读成“反讽”，即是对基督教“拯救”和现代科学“进步许诺”的反讽。之所以挂在“复仇”的名义下，那真正隐含的意义是，在尼采看来，基督教乃是僧侣对古代贵族崇高精神的阴暗造反，为此现代理性的复仇根本不是启蒙理性宣扬的“形而上学复仇”，而应该是“超人”的“政治哲学复仇”，即诉诸“权力意志”的“主人道德”。否则，“复仇”只能变成后宫的太监篡权。

这里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推测，启蒙理性主张的“民主、平等”和在此名目下的“自由、博爱”，在尼采的眼光看来，也算得是对古代理性和基督教神性的一种复仇形式，即对“主人意志”和“上帝意志”的复仇，甚至是一种标准的“把复仇转变为拯救”的复仇——作为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最后一个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在其中，只是这种复仇（“形而上学复仇”）所面对或接受的“曾经”时间已经是“无生命力的过去压抑”形式，所以，“启蒙知识分子”的复仇仍然落到了“后宫太监”的地位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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