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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身体与自然性别歧视及创造神学（第1页）

女人、身体与自然——性别歧视及创造神学

r.rufether著

萌萌译，沉默校

一、支配之源

在谢林·奥特尼（sherryortner）的《女性之于男性犹如自然之于文化吗？》这一著名论文中，她认为妇女的普遍贬值来自于这样一种文化的假定，即文化（人类控制的领域）在等级上要高于自然（非人所制造或者控制，而人类却依赖于此的自发过程）。人们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接近自然”，因此女人落入作为男性领域的文化与不受控制的自然之间的居中地位。这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方面是女人在繁衍人种的生物过程而不是在增加自身个人价值的过程中生理上的投入；另一方面是男性集团的权力使他有能力限定女人仅只在从事家务劳动和教育子女上将生理角色扩展为社会角色。较之较高层次的（男性）文化，女性的生理变化过程被看作是引起危险的、败坏的。她的社会职能要低于男人，处于自然——文化等级制的下层。

这是一部对这样一种符号结构作出神学反应的书，而不是一部有关人类学史的书。因此，这里没有必要追问此种结构何以“产生”，哪怕对这些问题有可能作出完整的回答。重要的是展示男——女关系中的几个关键的要素，是它们促成了同贬值了的自然相类似的女人的贬值。最终，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然本身逐渐被看作是贬值的并屈居于人类之下？我们无法只批评男人高于女人的等级制，而不最终批评并克服人类高于自然的等级制。

就男性对女性与自然的意识而言，一个重大的影响可以从男性青春期的割礼仪式中看出来，这一仪式将男性从早期的女性的社会化环境中彻底分离开，并强行把还在发育中的男性少年等同于男性团体中的角色与职能。这既发生在母系——母系中心的社会，也发生在父权制的社会。它内在于女性从生孩子到早期养孩子，以及当性分离为平行的社团时，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互补角色这一进程之中。于是母亲的世界成为生育、哺乳、培养幼儿，蒸煮食品，制作家庭日用器具的固定的家务场所。妇女社会的流动性由此而受到了限制。女人以群体的方式采集食物，捕猎小动物，把这些食物和猎物，包括男性猎取到的，加工成食品、衣服以及为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人工制品。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文化行为，是人类自然进程中的转型。那么，为什么因为“更接近于自然”反而被视为低于男人呢？

男性之所以有力量把女性划归为较低下的领域，是因为在逐渐成为社会中家庭单位之纽带的捕猎——战争中，男性获得了成功。男性也因而成为立法者、精通仪式者和社会、文化的定义者。男性的青春期割礼仪式把男性的交往活动从母亲的领域带入到父亲的领域，并分等级地界定了这一过程。在男性青春仪式的典礼和言辞中，女性领域，这个迄今为止一直是男性儿童最初的温床和环绕着男孩们的世界变得贬值，并遭到否定。女性一旦进入青春期就正式作为成年人进入母亲世界，而和女性不一样，男性必须要比女性青春期仪式更具有暴力的特征。

推翻原始母权制的神话的焦点在于男性的割礼仪式，年长的男性给那些就要脱离女性进入男性领域的男青年讲述那些可怕的故事，告诉他们曾一度被女人控制的文化手段是如何被男人击败的。现在男人们控制着文化力量的符号，女人绝对不能触摸它们，否则将受到严酷的惩罚。年轻的男性被告知，如果成为男性领域里的人就要高出于女性世界，即高出那个早期的、本身就属于较低层次的，他已然超越了的领域。

男性与女性领域的关系的确立不仅仅在于男性是文化的界定者，还在于女人肩负着大量的、乏味的、日复一日的经济生产任务。男性变成了赋闲阶层，相对而言没什么活可干。他们只热衷于装饰自己、擦磨武器，并为偶尔外出打仗做准备。把某些女人局限于观赏的地位是某种男性贵族气派的奢侈。在人类历史中对女人的支配主要是通过用大量的家务活动和重复劳动来限制女人，从而把男性解脱出来进行文化控制。

我们只要了解了对于女人劳动的支配，进而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将受支配的女人在文化上比喻为受支配的自然。女人的身体——其再生性的生产过程——被男人所拥有，并且被从男性的观点加以定义。女人注定了生儿育女，为男人缝衣做饭。男人认为这些都是有失他们身份的工作，而且自认为他们自己应高高在上地进行主宰和支配。于是，女人便成为了较“高级”的文化（男性）控制支配较“低级”的物质过程的媒介和符号。

女人地位低下的第三个重要结构是降低女人身份使之沉默。男性在文化定义方面的垄断使女人成为对象而不是定义的主体。男人从男性统治集团的观点来定义男性和女性，并且限制或者清除来自于女性观点的解释。男人垄断了较高价值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经常更多地与仪式和闲暇相关联而不是日常的必需事物。如果女人缝制日常的衣物，那么男人就垄断了节日盛装及军帽的制作等等；如果女人提供日常饮食，那么男人就垄断了节日食品、野外宴会，及其诸如此类的活动。男人占据了自由的领域而把女人局限于必然王国；而从男性的观点看来，女性似乎是危险的“低级”力量——她们图谋他们的自由，想把他们也拽入到必然王国之中。男性的超然被定义为脱离及对母亲、身体和自然领域的反抗，似乎这些并非是人类（男性）所控制的领域，而只是一些限制和局限。

二、在希伯来和希腊文化中受支配的女人与受支配的自然间的相关性

受支配的女人与受支配的自然之间一定有一种文化的关联吗？谢林·奥特尼相信这是一种植根于早期人类社会模式之中的普遍的文化结构。但她同时也认识到，女人的文化符号是有矛盾性的，经常分裂成相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女性象征着低于男性（真正的人类），表现为自我的贬值部分并充当服务于男人们的角色；另一方面，女人作为母亲，作为生命的最初起源及自然和文化的原始媒介，可看作是神圣（thedivine）的符号，是支撑和激发人类（男性）的生命之力。

奥特尼没能看到的是自然作为一种符号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或可分裂的。非人性的自然可以被看作是低于人类，在被控制和可支配中作为无序与退化之源进行抗争的领域；同时自然还可以被看作是宇宙，是万物环绕的子宫，充满着并为神圣的秩序与和谐所支撑。也正是在这种秩序与和谐中，众神和人类才拥有了他们的存在。

此外，男性文化以矛盾的方式来象征对自然的控制。后期祭司创造的《创世记1》的故事可以让亚当来占据大地并且征服、控制它，但早期的关于伊甸园（《创世记2-3》）的民间传说，描述的却是一段不需要人类劳动、仅靠大地上的丰富果实就能自己供养自身的日子。人类力图支配和表现自己生命的努力被看作是不再依赖于神的反抗，它是由女人所促成的，导致了像伊甸园这样自然再生着的乐土的失落。劳作、介入和为控制自然所作的奋争是对男人的惩罚，而女人所受的惩罚就是充当被男人征服的角色。男性文化把对最后现实的服从描写成为对控制的放弃，在控制和限定男人的能力上表现出“孩子般的依赖”，并以此作为对介入自然之罪的补偿（在第七章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

当我们从巴比伦进到希伯来、进到希腊时，女性和较低级的自然一起换取较高秩序的相关性（correlation）发生了一种戏剧性的变化。在巴比伦和伽南人的神话当中，女性力量（tiamat，提阿马特，巴比伦史诗中的妖怪，为马尔杜克所杀；ishtar-anath，伊西塔，中东女神的原型，双重性别，战神与丰收之神——译者注）象征着混沌的或者原始物质的威慑力以及对抗死亡的生命力量的复活。社会自然更新的根本斗争被看作是反对漫无边际的混沌和为恢复生命秩序的和谐的斗争。这是在众神与众王的层面上所导演的神圣戏剧。普通的人类（男性和女性）是众神恭顺的奴隶。至高无上的神圣（thedivine）就在混乱——和谐的母体之中，并不超然于外。

在希伯来思想中，神被拔高到他的“造物”之上。神与造物成了工匠塑造他身外之物的关系。神传播它的“话语”（word）用以召唤某物存在出来，使之脱离自然性。自然不再是诸神（gods）和人类孕育其中的子宫（womb）。在巴比伦提阿马特（tiamat）的希伯来经文中还可以看到这种暗示——神在建立世界秩序时制服了混乱。同后来正统的观点不一样，《创世记1》中的神不是“凭空”进行创造，而是征服先有的漫无边际的混乱，使之纳入宇宙的秩序之中。但是，神制服并使之有序的混乱，从象征意义上看是中性的，而不是完全的女性。制服并使之有序的神的精神超然于这种秩序之外，而不是它的产物。最高的神圣存在于它之上，是在它之上使它成形的男性生殖和文化力量（言语——行动）的结合体的象征。

在后来的希伯来思想中，神被看作是位于秩序和混乱二者之上的至高无上者。混乱成为神罚的手段。当人类起来反抗时，神通过将天地万物猛掷于洪水的混乱惩罚他们，幸存的只有一个真正的剩余者。在先知书（《圣经·旧约》的第二部分——译者注）中，这种原型也被重复过。人类作恶多端激起了神惩戒的愤怒，这种愤怒采取了让他的子民遭受混乱的形式：

天堂之窗敞开着

大地的基础却在动摇。

地球被彻底粉碎了，

撕裂、破碎，

剧烈地颤抖。

它摇摇晃晃的像个醉汉，

像风暴中的茅舍，

它的罪孽沉重地压迫着它，它沉落，不再崛起。

——《以塞亚书》24：18-20

当人们忏悔重新归顺于神时，神将恢复天地万物，把它带回到理想的完美之中，在这里充满正义和融洽，死亡被战胜；神让大地自然而然地结出丰盛无比的果实——一个自发丰盛的庆典。（《旧约·以赛亚书》25：6-9；《旧约·约珥书》2：22-24；《旧约·阿摩司书》9：13）由此，巴比伦人于混乱和秩序中进行的奋争，在希伯来思想中转化成了一部道德和历史的戏剧，它解释着天地万物的起源和终结。漫无边际的混沌是黑暗，在这一背景中，神从一开始就挽救了天地万物，同时祂又威胁，一旦不服从祂，祂将再一次将其掷入同样的惩罚。天地万物得以改善，变得和谐幸福，不仅富裕而且分配公正，这是神作为对祂的服从而为人类指出的希望。

在某种程度上说，因为人类（以色列人）是神的妻子、神的儿子、神的奴隶，女人、孩子和奴隶也就成为家庭中家长的臣民。在一定的限制内，人间的家长对他们拥有王权。女人和非人性的自然之间并无直接的相互关系，因为非人性的自然并不被看作是直接地隶属于人类（男性）控制的领域。它是一个神实施赏罚的领域。神与人类的契约关系将人和自然共同体连接为一种造物。自然与人类随着与神的关系的上下变迁而经受一切。

在希腊思想中，男性意识与非人性的自然之间产生了更为彻底的二元论和异化，与希伯来思想不同，希腊哲学把人的（男性的）意识提升为类似于神——在自然之外和之上——一样的超然地位。人（男性）的意识被看作是对男性精神这一超越领域的参与，而这一领域是原初的和永恒的存在。看得见的世界和有形的存在因而客观化为一个意识控制的较低领域。原始的物质被看作是一种不顺从的“要素”——它顽强地对抗为男性观念所强加给的存在形式。精神必须征服并调整这样一种低级物质。

物质同时被看作是精神中道德退化的根源。陷入到物质中的精神失去了它的“双翅”，处于道德混乱的激情之中。这样一来，为征服和调整物质所作的努力最终并没有达到作为最后福祉的和谐，而是以脱离自然与身体的精神进入一个非现实的神灵王国而告终。在这里，它便生活在了永远摆脱有限、变化和死亡斗争的幸福和适意之中。

在希腊哲学中，女人象征着物质或身体这样的低级领域，被超越的精神支配或躲避。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作为统治阶层的希腊男性是精神或理性的自然典范，而女人、奴隶和野蛮人生来就是卑贱的人，他们相当于肉体和感情，必须听命于“头脑”。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柏拉图说道，当具体化的灵魂不再抗争感性和欲望时，它就成了女人的化身，并随后被赋予了“在他所获得的邪恶自然中的某种与他相类似的兽性”。精神对物质自然的统治如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一样是显而易见的。神——精神——男性——女性——非人性自然——物质，存在的链条同时也就是控制的链条。拯救或超度的方向也就是精神从它特有的物质支撑系统，即对象化了的“肉体”和“物质”那里异化出去的方向。

三、从自然那里超度的异化轨道

在古代后期希腊——罗马世界终结之时，宗法文化竭尽全力要把自己的控制强加在自然和社会的不顺从的现实性之上。男性意识反而变成逃避世界的精神性的力量中心。近古文化被死亡、腐烂的恐惧所缠绕。生为肉身就已经是易于变化的，即向着腐烂和死亡退化。只有靠从物质中游离出来的精神，通过禁欲的实践，斩断精神与肉体的联系，人才可能为摆脱堕落、进入永恒的精神生活做好准备。所有那些支撑着物质生活的东西——性，进食，甚至睡眠——都可以看作对死亡王国的维持；与此相反，一个意识的精神王国作为“真实生活”的王国被抽象出来了。女人作为性繁殖和母性的代表，是死亡的载体，男性精神必须逃避这一载体转向“光明和生命”。

然而同肉体和自然的脱离，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对女人的支配系统相矛盾。女人作为人也可以参与脱离肉体和自然的这一禁欲主义的实践。通过否认自身作为性的存在与母亲这种身份，她们也许能成为中性的或者“名誉上的”男性精神，和男性一样，向永生飞跃。因此，用最极端的方式表达宇宙二元论的诺斯替教（gnosticism）认为物质自然是通过堕落而进入存在的。它真正的本性是恶，其创造者和统治者是魔鬼式的精灵。自然甚至不再是神的统治活动的场所，它成为一个非神领域，以无知和黑暗为其基础。真正的神的和生命的世界构成了一个完全超越物质存在的、决然相反的精神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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