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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的线团写给忌辰十周年（第1页）

序一：萌萌的线团——写给萌萌忌辰十周年刘小枫

亲爱的萌萌：

十年间没给你写信了，这边有些好玩的事情，应该告诉你。不过，这次仅告诉你：你的七卷本文集出版了——这让我想起一些过去对你没说完的话。

1993年，我在欧洲完成学业刚回国就收到你的来信，你在信中说：

我希望我的每一种经历都能成为财富，即我视之为生命的文字、声音。如果不能，我没有能力，那么我希望我用我的经历把自己变成作品。它只需要在我的朋友的目光中得到印证，哪怕这目光转身就会过去。

在我们这代人的历史感觉中，“九三年”是个特别的历史记号。我指的当然不是1993年的“全民下海”，而是雨果让我们刻骨铭心的《九三年》（郑永慧译，1957年初版）。小说的结尾一卷题为“封建和革命”，我们在亲身经历的一场针对“封建”的大革命时代读到这部小说，怎么会不刻骨铭心呢？

现在或将来的年轻人还会读雨果吗？没读过雨果，可能理解你用自己的经历把自己变成的作品吗？或许，你这部作品有助于现在或将来的年轻人读雨果的《九三年》？如今谁还会有需要或热情了解、认识遑论反思“九三年”是个特别的历史记号？这些问题统统与我们无关，你一定会同意，对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了解、认识、反思我们自己的经历。

一

我跟你第一次见面是在1984年……那年出版的《美学》辑刊上有一篇署名“墨哲兰”的文章，写的是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文章讲的道理我并没有看懂，文风已经俘获了我——即便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此饱含激情的哲学论文仍属罕见。文字中的哲学激情也可能是一种哈姆雷特式的“装疯”，当时的我仅隐隐约约听出其中隐匿着的理性声音。

受这种激情支配，我向社科院哲学所朱狄先生打听墨哲兰是谁，他告诉我是武汉社科院的。于是，我给墨哲兰写了封信，没想到回信人说自己叫“张志扬”——信很短，仅仅说你下周要来北京，你会找我，一切见面详谈……

张志扬在信中没有说你是谁，好像我已经知道你是谁，径直告诉我下周五上午10点在332公交的北大站与你接头。一周后，我按时到达公交站，用目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索，很快就看到一双同样在寻索的目光——那双眼睛很奇特：焦虑、不安与淡定和沉稳的神色交织在一起……焦虑和不安明显来自这片土地的晚近历史，淡定和沉稳则出自一种信念：坚信要相认的朋友一定会出现在历史的这个片刻——这是在革命电影中的地下工作者脸上才可以见到的眼神。

在北大25楼的宿舍，我们聊了近两个小时。你告诉我，你姓“鲁”，叫“鲁萌”，朋友们都叫你“萌萌”……原来，你是“文革”后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差不多比我高三届。你不断说到“朋友们”，我有些激动。我还不认识你说的“朋友们”，我就已经认为他们会是我的朋友。

那个年代渴求朋友。所谓“朋友”，就是喜欢读西方哲学和文学书的年轻人——更确切地说，是读过《九三年》而且被震慑、被感动过的年轻人。如今，历史已经不需要我们再寻找这样的人做朋友，历史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进步”？

半年后，我途经武汉打算住两天。火车到武汉时已经是傍晚，志扬到火车站接上我，在夜色中用吱嘎作响的自行车驮我到他家，你则去召集武汉的朋友们前来聚会——你说，自己的新朋友来了，得让所有老朋友认识，不能据为私有，这是规矩。

通过张志扬，我仅认识了你这个朋友——通过你，我认识了许多朋友。那天晚上，在志扬家里，朋友们谈的都是各自的经历。我们都来自刚刚经历过大革命的土地深处，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不约而同地交织在了一起。你后来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曾这样概括“我们”的灵魂经历：

我曾经梦想成为一位革命者——我有多少同龄人曾这样梦想过——那时我并没有真的经历苦难。也许正是俄国文学的熏陶，是俄罗斯的草原、白桦树林、倒映着星光的闪亮的河流以及一切能与大地相关联的东西沉积到我的心底，成为一种终生不能褪去的背景，一种母性的、包容性的情怀。它并不关注对象，它没有对象性的意识，它甚至就只是一种朦胧的、自我感觉着的献身的热情。它曾整个为革命所鼓动，在革命成为时髦的年代。但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社会动荡中尖锐化的各种问题，使我渴望能像革命者一样有着自我承担的意志去承担超出平庸的尖锐和敏感。（《致友人书·我的窗外没有风景》）

谁读过这段文字后在自己心里说“我也曾经这样梦想过”，他就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读懂你这部作品吗？看似如此，但未必如此。你其实说到了两种不同的梦想：“成为一位革命者”的梦想和某种灵魂爱欲的梦想——前者产生于“社会动荡中尖锐化的各种问题”，后者则出自对“超出平庸的尖锐和敏感”的灵魂爱欲本身。由于都需要“自我承担的意志去承担”，在大革命的时代，这两种梦想就不容易区分。从夏多布里昂的《论古今革命》中可以看到，历史上的革命何其多，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何其多——对“超出平庸的尖锐和敏感”的灵魂爱欲却向来世所罕见！一旦这种天然的灵魂爱欲遇上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就可能把自己的梦想当作“成为一位革命者”的梦想。

我们这代人的灵魂经历其实是充满含混的“曾经”，或者说，我们的“曾经”充满历史的含混。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经历带有某种命定的东西，那么，要认识这种命定首先得澄清我们所经历的“曾经”的含混。作为你的朋友，我还记得自己的“曾经”的含混需要澄清吗？你在修订完硕士论文二十年之后，也就是病倒之前一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日常中究竟怎样或应该怎样面对“曾经的欠负”？比如，我（或我们）曾经遭受的伤害与苦难，在我（或我们）身上沉积为怎样的“曾经”或“记忆”？而每一个活生生的当下，与“曾经”发生着怎样的关联？是遗忘，是怨恨，是沉重的惰性，是看穿人生以致玩世不恭的世故，是急功近利的现得，是自欺的化解，是所谓升华为事业的“成功”，是积聚强力意志的报复、复仇、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于拯救平和（福祉）中获得救赎？……（《记忆中“曾经”的承诺》）

你是在提醒我，不要忘了澄清我们所经历的“曾经”的含混，否则，与自己的“曾经”必然有关联的现在和将来仍然是含混。

二

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硕士毕业。第一次见面，你就迫不及待给我谈“莪菲丽雅的线团”，当时我听得一头雾水。你回到武汉后，给我寄来了你的硕士论文打印稿，论文题为“《哈姆雷特》的结构和性格悲剧”。读完论文我才明白，“莪菲丽雅的线团”牵涉你自己的记忆中的“曾经”。

哈姆雷特这个戏剧人物的性格极其复杂、矛盾，或者说极其含混，自18世纪以来，如何理解这个戏剧性格就成了欧洲读书人的话题——差不多两百年后，也成了中国读书人的话题。对于众说纷纭的哈姆雷特的含混性格，你说，“人们面对的并非是一个无法猜破的难题，而是一个历史之谜”。你颇有把握地认为，你已经透过莪菲丽雅的目光解开了这个历史之谜。

通过莪菲丽雅的眼光，感受着一个恋人的感受，哈姆雷特就仿佛站在我的面前。他那不能离异又不得不分手的矛盾痛苦，他那在矛盾痛苦中对象征着理想的纯洁爱情的苦恼而执着的追求，化作不可遏止的灵魂呼喊，透过表面的忧郁、冥想和延宕，扣动着我的心。

我终于站在了哈姆雷特内心世界的入门口。

随后，莪菲丽雅丢下的线团，牵出迷人的心理活动的线索，给我展现出一个超出悲剧情节线索的世界。（《〈哈姆雷特〉的结构和性格悲剧》）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你真的“站在了哈姆雷特内心世界的入门口”，并凭靠“莪菲丽雅丢下的线团”走出了哈姆雷特的性格悲剧这座迷宫？如果哈姆雷特“是一个历史之谜”，这个“谜”与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哈姆雷特是都铎时代的英国诗人笔下的戏剧人物，如果这个人物的性格“是一个历史之谜”，那也是英格兰王国崛起时的一段精神史之谜。我们有必要为解开这个“历史之谜”费神吗？

很多年后我才渐渐明白，你想要解开的其实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经历的一段独特的个体精神史之谜——或者说你在这片土地上的“朋友们”的性格悲剧之谜。当我把你笔下的哈姆雷特这个戏剧人物读作你的“朋友们”，难以理解的一些关键表述就变得不难理解了。比如，“他那不能离异又不得不分手的矛盾痛苦”指的是什么呢？与谁“不能离异又不得不分手”？不就是“曾经梦想”的革命者理想！毕竟，“我曾经梦想成为一位革命者——我有多少同龄人曾这样梦想过”……这种理想绝非仅仅“象征着理想的纯洁爱情”，对于你以及你心目中的“朋友们”来说，某种历史性的理想“曾经”就是“理想的纯洁爱情”本身——这“爱情”是对中国的“爱情”，或者说“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民族文化复兴”的爱情！你始终相信，正如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多个层面，你所经历过的大革命历史也有多个层面。如果把这场“社会动荡”仅仅视为“夺权斗争”，势必会抹杀经历这场革命的“不同阶层丰富多样的经验”（《汉语作为民族语言表达如何可能》）。

你把自己归属为大革命时代中的“青年左派”，你本来以为，凡这类“曾经”的“左派”中人都会是你的“朋友”——但你发现，历史刚刚拐弯，好些“青年左派”就与曾经的“理想”离异，并没有“不得不分手的矛盾痛苦”，更没有陷入“忧郁、冥想和延宕”。他们成了新的理想主义者，断然否认自己曾经有过的对“理想的纯洁爱情的苦恼而执着的追求”。莎士比亚让他笔下的哈姆雷特悲叹：“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啊，真糟，天生我偏要我把它重新整好！”——按照我的理解，在你笔下，“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时代”是你这类“青年左派”的灵魂经历的代名词，所谓“时代整个儿脱节了”，指的是自己的灵魂爱欲所经历的“偏离、脱轨”，由此才会生发出“不得不分手的矛盾痛苦”。你解读的与其说是都铎时代的诗人笔下的人物，不如说是自己经历的时代所造就的仍然挣扎着的那类灵魂爱欲。因此，哈姆雷特的性格悲剧不过是你心目中的某种灵魂类型的命运之歌，即对“超出平庸的尖锐和敏感”的灵魂爱欲的命运之歌。在任何时代，这种爱欲都可能因各种彼此矛盾的历史要素而产生性格悲剧。由于这种灵魂的命运不仅受外在的历史事件规定，而是也受甚至更多的是受自身内在的爱欲品质的规定，这种性格悲剧绝非仅是社会性或政治性的命运。正是出于这样的规定性，你坚持要澄清记忆中“曾经”的含混。在修订完硕士论文十年之后，你还固执地这样来界定自己的历史“记忆”：

被设定的期待的偏离、脱轨，也许是在某一个明媚的早晨或温馨的夜晚一次发生的，对于某一个真实的个人来说，却只有真正经历过内心痛苦的咀嚼，于彻底的否定性中建立起在审视世界的同时自我审视的眼界，断裂和悖论才可能成为个体生命的直观和刻骨铭心的记忆。（《汉语作为民族语言表达如何可能》）

由此可见，在你那里，灵魂悲剧具体呈现为把革命者的梦想当作对“超出平庸的尖锐和敏感”的爱欲之梦。大革命时代之后，你笔下的悲剧人物仍然不能区分两类梦想，才会陷入与梦想“不能离异又不得不分手的矛盾痛苦”——于是，肯定、否定、自我牺牲和自我斗争的“情绪”力量在这种灵魂中错综交织成一个个难解难分的结，灵魂的爱欲一直在既认命又不认命中挣扎，从而有了自己的性格悲剧。

三

在你对《哈姆雷特》的解读中，凭借“莪菲丽雅的线团”牵引，哈姆雷特的性格悲剧作为“一个历史之谜”最终指向了“主人公超出事件制约影响的、充满着矛盾的心理历程”。这意味着，早在你写作硕士论文的时候，你就决意要搞清自己所属的“青年左派”灵魂的性格悲剧的历史真相。你当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在自己要搞清的历史真相背后可能还潜藏着某种灵魂爱欲的性格悲剧的形而上学真相。对“超出平庸的尖锐和敏感”的灵魂爱欲是天生的，与特定时代的革命理想无关。因此，从本质上讲，灵魂爱欲的性格悲剧是超历史的。然而，你却希望搞清自己的灵魂爱欲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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