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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乙 拿命来经历这个世界（第1页）

阿乙：拿命来经历这个世界木叶：你刚才说自己越写越差，但别人这么说，你可能就不干了。（笑）

阿乙：嗯，我觉得自己在进步，有些进步是别人看不出来的，他的兴趣点不在那个上面。我以前写过博尔赫斯（那样的小说），有喜欢他的人就觉得这个很牛，其实我后来根本不喜欢它们了。他是玩智力，玩魔方，智力游戏玩得很好。

木叶：可能，目前以为看透了一个人，但再过三年五载或更长时间，又觉得他还是一座大山。

阿乙：他是很牛逼，而且你在他那个领域里永远达不到他的顶峰。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丘陵。文学跟人性结合得非常紧密，哪怕你写个机器人，都应该跟人性结合得很紧，博尔赫斯作品里最缺乏的就是这个。他还是归于消遣型的作家。

木叶：“消遣”这个词太重或者说太轻了吧？

阿乙：他自己通过写作来消遣，也给读者一个消遣。他实际上跟电影界的诺兰类似，当然，他比拍《致命魔术》的诺兰高级，但也高级不了多少。他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拿命去经历这个世界，上了死刑台，然后被赦，改为流放，他还有癫痫……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一般人完全没法跟他比。当然，博尔赫斯的语言，已经到了一个化境，但是，缺乏生活来支撑，只有无穷的意境、想象、迷宫。

木叶：谈到经历，我问一个具体的，你当初是什么级别的警察？

阿乙：我是三级警司，一毕业（1997年江西省公安专科学校）就是三级警司。我没办过刑事案件，没到刑侦大队去上过班。辖区里有死人，我们会去看一眼，看得也不多。像那个“情人节爆炸案”，是武汉市公安局到我们派出所去调查，看凶手是不是我们辖区的。我当时就很留意这个案子。

木叶：是不是结案后，有些资料由你来完成？

阿乙：很少。我当时在公安局办公室上班，写过一些侦破材料，是由刑侦的人告诉我具体的过程。

木叶：据说，你父亲读到后还比较欣慰。一般在什么刊物上发表？

阿乙：在《九江日报》等上面有发表。除了党报，还在一些公安的报纸上发过。

木叶：我想它们对你的写作，包括办案术语和刑侦逻辑等等都应有所帮助，写起来更自信。

阿乙：我自己在那里干过，所以稍微专业一点，熟悉一些。

木叶：除了职业性的因素，地方性的东西也吸引我。比如，第一部集子《灰故事》中的《黄昏我们吃红薯》，写到“你妈瘪”，《鸟，看见我了》集子里的《小人》写到“戳瘪”，其他地方也有“操你妈瘪”之类的，这是江西瑞昌的方言，还是你自己的创作？

阿乙：方言。是按照口音过来的，应该没有这种写法。我当时觉得直接用普通话或很脏的话，可能印不出来，就采取这种处理方式，反正大家看得懂。

木叶：有人最初喜欢你，就是觉得语言有陌生感，有冲击力，这跟你的乡土、成长经历有关。

阿乙：主要是跟我自己经常瞎想有关，我喜欢琢磨事情，我刚才就在琢磨《春天》里的几句话。我正在练习写长句子，跟以前不一样了。

木叶：你做过编辑，无形中可能受到海明威的影响，简洁，用动词，用短句。现在为什么有所变化？事实上你早就用过长句，如《先知》。

阿乙：《先知》是有点密。我觉得长句子，可以把我的很多东西带出来，其实我心思很细密，不是很简单。多用动词或短句，读起来方便快捷，作者自己也会形成写作惯性，一个事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我想写得慢一点，句子长一点，把细节和想法带得更深一点，把我的另一部分东西抒发出来。具体会怎样，我不知道，我在摸索。

木叶：小说中会出现“洪一派出所”，好像确实有这么个地方，而且小说里曾出现你的真名“艾国柱”，你还把他弄死了……你怎么对接这种真实与虚构？

阿乙：所有事情都是虚构的。出现真实的名字，是因为我不太会起名。起名字是非常头痛的事。像一些影视剧，都安排在“滨海市”，还有一个滨江大道。还有差劲的，叫a市、b市。我发现在生造一个名字时，自己都不信任，写着写着老觉得很隔。比如说那个小瞿（《意外杀人事件》），当时我是想取名叫小许，原型就叫小许，这样写会写得很活，但是最后怕影响到当事人，就改成小瞿。后来取名取烦了，就到处翻报纸，看到谁的名字就是谁了。我写的大部分是小镇的人、农村的人，有时我会在自己常去的饭店（嘉和一品）光荣榜上找名字，上面的员工，包括打扫卫生的阿姨，可能是来自小镇和农村，他们的名字适合，我会盗用一两个。

木叶：《一件没有侦破的案子》里有两个比喻，开篇时，写到被偷走了轮胎的板车趴在那里，“好像残疾人被夺走一对假肢，委屈死了”。结尾，轮胎被送回去了，“那只失去双腿的板车，像离婚没人操的女人，已经等了很久”。一首一尾，很有意味。

阿乙：可能我的比喻用得太多了。要让读者能更快建立这个形象，你说一大堆可能都说不明白，而比喻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形象。其实，这也跟作者的词汇量，以及对生活深入研究的能力有关，可能是因为我用不了很多的词来正面形容它，所以才用比喻。

木叶：你很善于自我反省。

阿乙：比如这些花花草草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我马上就会想到它像什么东西。

木叶：其实，张爱玲小说里的比喻非常之多，有人认为是金句，也有人认为这样的东西会抢走读者的目光，对于小说的推进未必好。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处理得好。

阿乙：我用比喻跟我的习惯有关。可能小时候就展露了这个才能，在亲戚和大人面前讨人欢喜，比如我见到一个人就说你长得像谁或是像什么，大人就惊讶，“哎呀，这个真好”，然后自己觉得这是人们喜欢的，于是本能上会关注对方像什么，而可能对这个人与事本身的关注并不够。所以这些比喻都是来自潜意识的，写着写着它自己就来了，非常非常快，跟自己这几十年的比喻冲动有关系。

木叶：《一件没有侦破的案子》，结局是赵警长自己买了一只旧轮胎，让“我”和小李送过去，失盗方的保卫科长还说，“对，就是这只轮胎”。微妙的是，此前失盗方为警方提供的大宴小宴花了几千元，而一个轮胎就几十块钱，黑色幽默。

阿乙：我实习时，遇到过这样一个案子，警官也蛮负责，但最后并没有买一个轮胎送回去。我有所虚构。

木叶：经验激发虚构，有意思。《在流放地》挪用卡夫卡小说作为自己的题目，会不会有一点冒险，原本就已有人说你模仿。

阿乙：无所谓，因为我也不是模仿《在流放地》的内容。我觉得这四个字很好，恰恰体现了那几个人的心情，他们都被流放到那儿。（民警老王被贬，“我”爱情受挫）我倒是不在乎别人说我模仿，我自己都在说我在模仿，谁有能耐自己再创造一个汉字、一种语言？谁的物理研究能脱离牛顿的基础？我觉得，前人是给后人打基石，后人又给后人打基石。就像最开始练习书法，根本不想临摹字帖，拿起笔来龙飞凤舞，自以为是个大师，后来一看自己就是一个傻逼嘛。往往是这种人容易指责别人模仿，有什么意义呢？

木叶：你说过，武功高手都是要先学别人，然后创出独家秘笈。我们类比一下，像1980年代的先锋派，从最初至今，一直有人在打量他们的模仿与创新问题。

阿乙：他们没创新什么，但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好，他们把外国人的革新和白话文的发展结合了起来，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做了很好的事情。你再看看同期的作家，当然也有像《白鹿原》这样了不起的作品，但总体上，那些所谓没有模仿的作家，有谁创新出什么东西了吗？再看我们这一代，你可以说我模仿，但那些所谓创新的人，创出什么好东西了吗？

你先要到达一个基础，才会意识到前人有什么漏洞，人其实是在补前人的漏洞，永远是没有完美的，永远是在补前人的漏洞。谁如果能在模仿曹雪芹的基础上，再有所创新，简直是牛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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