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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第1页）

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

一、主体间的困境——身体性

我甚至不知道“身体性”最早是谁提出来的，但我一听见这个字眼，就着迷于它了。

它只是字眼，不是概念。它多少带着我自己“命名”的色彩。那是几年前，我从一篇介绍梅洛-庞蒂的文章中第一次听见它。但是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说真的知道梅洛-庞蒂是在一个怎样的概念关系中把握它的。它对于我不是网结点，而只是一个步入语言问题的缺口。

多少年，我寻求着我的表达。我发觉语言的逻辑起点几乎是随处可寻的。人们已经为语言构造了那么多的逻辑框架，它们早已转化为日常语言的各种形态，乃至无意识的语言形态。经验是不待说了，甚至情绪、感觉，甚至想象，都可能隐含着逻辑的前提和根据，以致任何人一爪落网，就不免全身被缚。

女人的情绪、感觉、想象呢？

我曾忍不住说，女人就是无意义，在女人是粗野的大自然自生自灭的奥秘的意义上。

换一个角度，人们只要找到任意一个语言的逻辑起点，就不愁语言的铺陈、演绎，不愁没有语言。这看似任意的语言的逻辑起点，或意识明确地来自于逻辑，或不经心地来自于日常生活乃至于无意识，其实都已先在地为逻辑、为观念所决定。人们说语言其实是被既成语言所说，人没有说语言的自由，也没有被语言说的自在。既成语言可以裹挟一切，对许多人，它就是一切，经验、情绪、感觉、想象，都跳不出它的窠臼。

“语言——逻辑”担当了超人、非人化的角色，以非人化的客观性即真理性保证了人与人的理解、沟通和交往。问题在于，这“保证”有不可避免的虚假性。

这里的所谓人与人，其实是主体与主体，是主体的持续在场即持存，是“我们”，而不是真正需要理解、沟通和交往的作为个体性存在的人。

语言和人总是相互设定的。当语言只是逻辑或以逻辑为前提和根据的转化形态时，人就只是主体。

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个矛盾：由于本体论的瓦解，本体论的变种主体也就实际上应该瓦解而代之以个体性了，因为主体即自我一旦能够在对象化的持存中保证恒久的现在性，那么另一个自我就是一个虚设。另一个自我，按照主体持续在场的概念，其实并不存在，它不过是主体的持存与同一，于是“我们”就是一个共同的同一性概念，它取消了任何个体、具体的自我。换句话说，主体中的自我无法保证他人、他在即另一个自我的地位，从而使自我落入虚假。

由此可以发现，当近代哲学的主体取代了本体，即不再在认识论之外去谈论本体，这看来是解决了主——客之间的同一性的困境，因为主体中自我的对象化所建立的对象世界本来就在主——客的同一中，但新的困境——主体间的困境——却无法避免。

“主体间”要么就是自我持存的主体——没有“主体间”；要么就是没有主体的主体，从逻辑、语言、本文、对话，交往共同体到世界，等等——只有“主体间”。

从主体间性，它包含主体和语言的关系，转向语言，即从主体提出的问题转向主体间，才有语言自身的关系，诸如指称和意义、能指和所指、言语和语言……无论语言自身的关系如何演变、转换，主体间性带出的公共语言的私人表达的问题，或作为个体性存在的人如何在公共语言中达到理解、沟通和交往问题，总是一个无法隐去的背景，甚或，它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切转换的中介在哪里？当持存的主体不复存在，自我就是个体、个人，两个不同的自我顶多只有休谟说的“类似性”，或维特根斯坦说的“家族类似”，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到共识的归纳逻辑或辩证逻辑不灵了，没有具有目的性的本体或持存的主体提供保证，如何相交往？回答如果是凭借公共语言，随之而来的问题即是，作为自我的个人如何进入公共语言？作为自我的个人一旦进入公共语言还有没有作为自我的个人？没有作为自我的个人，当然就不存在个体与个体的交往与沟通。回答是如果是凭借私人语言，同样不存在个体与个体的交往与沟通。那么，很显然，个体面临着一个要命的问题：如何在语言中进入语言即语言化，个体的语言化如何完成公共语言与私人表达的转换，这个转换的中介是什么？转换的限度是什么？

这个悖论式的难题哪里是几个推论所能解决的。

我求助于身体性，一个纯粹的自我设定。它至少对于我是真实的。

人无法回避自己的身体。它并不能冷静为纯然客观的对象化世界，也不能抽象为一个普遍的观念的存在。以身心二元为前提的“身心一体”只是人的虚设。更不用说“心心相印”了。

“身心一体”实际总有一个归结到身还是归结到心的问题。一旦这样归结，人们不难发现，身心一体仍然掩藏了致命的一跳，那么与其说身心一体，不如说身心断裂。而这身心断裂早就在语言的悖论形式——说不可说，表达不可表达——中直观着。

问题在于对“心”的理解。

心不是纯思、纯意识，它曾经是，那不过是人为的设定，为着同一性，即完全可沟通、可理解，它是以对个体的抽象为代价的。回到个体性的真实，人们不能不承认，“心”没有绝对的独立性，没有决然的界限，它总拖着身体，既不能空灵、透明，也不能任意地升华、超越。

身体性当然包含有限性、私人性。

它既是对思想的限制——思想不能成为一般、普适性；又是对思想的期待——超出自身的有限性。这思想又包含着到思到语言的转变。

它本身就是一个界面。无论它的哪一面都不可能引导到或引申出一个实体的存在，它仅只在语言的意义上才是一个哲学问题。

而所谓语言的转向，当然是本体论连同本体论的变种——主体——瓦解的结果，但沿着另一种思路追寻，更直观地，是否也可以说，是因为人有着无法摆脱的身体性呢？人正是因了他的身体性，因这个不可被思想、观念抽象掉的身体而保证了其个人的存在权利。而身体性就其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而言，它本身就是，或首先是，全然个人的存在方式、表达方式。身体本身就是表达，无声的表达，像一个符号。（连黑格尔这样的老学究都惊奇过身体作为个人气质表达着精神体验、生存沧桑的一切丰富性。）身体性究其底是一种彻底的差异性。它作为语言的缺口，使任何同一性失去同一的根据，同时在直观上提供了个体语言化的契机和限度。

可以顺便插一句，所谓语言转向带来的一个方向——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阐释的合理冲突性……——也许只有在这一个背景下才是可成立的和有意义的。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论，人和世界愈益建立起一种有限的、流动的、可触摸的联系。换一个角度说，当人与世界终于建立起了一种真实的联系时，人的无法摆脱也无法升华到抽象的身体，使人直观到这种联系的有限、残缺。这是人的根本的有限、残缺。语言是建立这联系的可能，也是任意夸大这联系的限制。

人并不能为所欲为，人唯有同语言共生。人同语言共生表明人没有任何优先性。这里所说的人当然已不再是抽象的、取消具体的自我的主体。而这里所说的语言也已不再是作为工具理性或理性工具的语言。由此，“语言——逻辑”让位给“语言——身体性”。

这身体性已不再有任何观念的设定，它是个体性、有限性的肉身化。它肯定地设置了前逻辑、前理性、前语言状态。它作为人的生命的直接形式有着自身固有的但不能限定的能力。它成为自身表现，这自身表现切近着语言表达却又不是某一个具体表达能完全表达的，由此使逻辑、理性乃至语言描述成为后设的，即其表达永远只是表达的一种可能性。它的意义只在于作为一种可能性成为别的可能性的参照。

所以，身体性的有限性又是不可规定的有限性，理性抽象不了它，也解构、还原不了它，唯有语言可能使它成为自我显示着的语言悖论。

这语言悖论可以被直观地描述为公共语言的私人表达——我只能用公共语言表达；我不能用公共语言表达。凡是悖论，都不能找到同一性的转换，总有偶然的、不可覆盖的东西，意即身体性总不能完全转化为公共语言，它总有公共语言不可覆盖的私人性。它在那里，以不可抹杀或抽象的个体性，成为语言的缺口或转换之点。

二、作为语言化开端的情绪——无语

在寻求自己的独特的表达时，真正引起我持久注意的，是情绪。许多年了，我和我的情绪纠缠不休。

几年前我曾这样表达：人们常说，女人是情绪的，而一个除了经历和这经历在内心中的沉积以外一无所有的女人就更是情绪的了。

这情绪当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即不是在心理的层面对对象作对象性反应的情绪，但也不是海德格尔前期说的作为存在论基本范畴的情绪。那“情绪”作为此在的在世结构或许是对抗古典哲学的一般性的，但毕竟已被哲学化了，它作为此在的共在方式，即不失为一种概括，又无疑在概括中丢失了差异。它还不是从语言的角度把握的。

我关注的情绪毋宁说是表达的转瞬即逝的困境，是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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