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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最后四年的行言思十年祭20062016（第1页）

附录：最后四年的行、言、思——萌萌十年祭（2006-2016）张志扬

【提纲】

“行”

扩展“外国哲学学科点暨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2002年至2006年）

创办书刊“启示与理性”

“启示与理性”三辑“前言”“后记”

第一辑《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2001年3月）

第二辑《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2001年12月）

第三辑《“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2006年1月）“言”

除研究生教学外，还有论文：

《视觉时间：苦难、进步论与末世论》

（读克利-本雅明《新天使》的现象学问题）（2002年）

《记忆中“曾经”的承诺》

（读吕贝卡·蔻眉《拯救复仇》）（2004年）

《复活历史灰烬的活火——“曾经”中蕴含的微弱的“弥赛亚力量”》

（读本雅明《论历史的概念》）（2005年）

《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中“纯语言”意向为何？》

（本雅明“译者的任务”的校译与解读）（2005年10月25日星期二晚9：55）

还有两篇写得早发表晚，但思路接近可示承接以资见证：

《神性与自我救治——在期待的门坎上》（读薇依）（1995年）

《时间和意义——重负、轻负、感受的生成性》

（读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1999年）

“思”

《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2004年7月20至2005年4月23日专题笔记）（未完成稿）

我就按这份提纲，尽我所能追忆萌萌最后四年的“行”“言”“思”。

【正文】

“行”

正好有一件事情插进来，使我能顺理成章地引过来接着说。

我去年3月份退休了。外国哲学学科点除了老一排的文聘元教授、后来加进来的夏代云副教授，再就是这个点自身培养起来的三个青年教师成为骨干，他们是贾冬阳、郭熙明、牟琦。去年12月29日，冬阳给我转发了一封邮件：熙明写给冬阳和牟琦的信，关于“‘萌萌学术工作室’简介”的措辞。我当即做了回答，“澄清”如下：

萌萌学术工作室（简介）

冬阳、牟琦：萌萌学术工作室成立的历史过程，有关细节仍在我了解的范围之外，就有关内容提出与你们商榷；如果相关细节咱哥仨都不确定的话，正可借此机会向张老师澄清。另外，张老师原话有丰富的意义空间，我从“对外公开宣传”的角度选取了我的读法；供你们参考。熙明2001年11月，萌萌接替（接任？应该是从家琪老师手里“接”过来的，“接替”还是“接任”，关系到这个“交接过程”的程序性：是因为家琪老师到任了，按规章制度的合法交接？还是由于家琪老师已经确定要调任上海，而临时交接的？）海南大学“外国哲学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决定把“外国哲学学科点”对外实体化为“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同时创办了“启示与理性”学术辑刊。（这段话涉及“外哲点”历史的三个事件：1.萌萌为“外哲点学科带头人”；2.“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3.“启示与理性”辑刊的创办。但这三个事件的时间，应不是“2001年11月”的“同时”：“启示与理性”第一辑出版于2001年3月，萌萌完成“编后记”的时间为“2001年1月4日”，当时即已经署名“海南大学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两个问题：1.“启示与理性”的创办时间无疑不是2001年11月；2.“海南大学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的确定时间——这个时间是否不同于“把‘外国哲学学科点’对外实体化为‘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的时间？）

2006年8月12日，萌萌去世。

后（此后、之后、随后、后来？可否确定时间？），作为海南大学应有的一种学术精神，在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外国哲学学科点”建立了“萌萌学术工作室”。

“启示与理性”辑刊的继续，是萌萌精神的体现。

澄清

1.“接替”好。郭熙明、王民涛、苏珍三人作为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进校是2002年9月。他们三人一进校就只上英语等公共课。陈家琪老师两月后即11月就离开海南大学调进上海同济大学。家琪想离开海南是我早两年就知道的。萌萌可能也知道（或听说），只是没当真（这也是“自我欺瞒”的一种惯常方式）。但家琪离开海南大学到同济大学，这是萌萌和我都不知道的，几乎是家琪第二天要飞上海了，当天下午三人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即在“蒙古包”分手处才突然向萌萌和我宣布的。家琪走后给萌萌写了一封信，大意表达，要我们两人尽量维持现状，别自找麻烦地劳心费神，安度晚年算了。萌萌向我表示，一定要把“外国哲学学科点”办好。在此情况下，根本谈不上“接任”问题，上没程序，下没交接，谁授谁受，没有主体，完全是萌萌和我自我承担的责任：除了认真教学，萌萌还承担起“学科带头人”的行政事务。所谓“轮流坐庄”，完全是我们三人之间的“不成文法”。学校只是顺其自然接受我们的现状而已。

2.“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我记得学校当时还下达了“红头文件”予以认可。可惜，不知道萌萌老师保存下来的文件中找不找得到？正因为如此，我们当时是名正言顺地内外一体使用“‘外国哲学学科点’（对内）暨‘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对外）”。直到谭世贵上台，校方才用不管不问的冷遇态度听任我们自生自灭。但我们始终并用而不误。这个名称，即“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是萌萌、小枫和我三人随口谈出的。我记得是一个晚上在白沙门海边的一方石桌三个石凳上恰好三人歇下来漫谈的结果。

3.“启示与理性”完全是萌萌老师个人做的决定。现在想起来，我和家琪当时是被动的。因为出版费用完全由萌萌个人承担。2001年年头年尾连出两辑。2002年，我记得，萌萌老师当时的家境已经不宽裕了。家琪走后，我知道萌萌的心理，刚刚开好的头一定会坚持下去。我只好提醒，不必硬性支撑，不可能一年出两辑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稿源问题，都被萌萌老师挡了回来。她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钱的事情你别管。只要有一点可能，我就会办下去，一定要把我们的声音留下来。”因为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小枫引进了施特劳斯，并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悄悄的、隐蔽的思想运动，只有少数敏感的年轻人跟随进来。加上，我们这个点有一种非同一般的特点，那就是在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做了“偶在论”清算的基础上，同样抱着审视“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眼光与态度（见“启示与理性”第一辑）。这就是萌萌坚持创办“启示与理性”的根本目的：“保留我们的声音”。她当时还表达了一个心愿：“我一定要把我们的不同点从各个方面的对比中完整地表达出来。”直到发病住院，稍事好转，她想到的仍然是“启示与理性”。萌萌反复提到的声音不仅不同于外部，也不同于当时的内部，即不同于林氏兄弟。说到当时的“隐蔽状况”，萌萌手头还有一封“信”（？），因为萌萌认识当时正在北京接手“新东方”杂志的女社长（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可以查到的，暂以“某女士”称呼）。这位“某女士”邀请张远山主持一个栏目，于是她接到了张远山的一封信，大意是提醒“某女士”办《新东方》一定要意识到当前有一个不同于以往思潮的特点。八十年代的杂志丛书热，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窝蜂地上；今天则不同，是悄悄地、隐蔽地、只在少数敏感人物中秘密社团性地进行，但其精神力量要远大于当时的群众热潮。张远山就举出了除刘小枫、甘阳的“经典与解释”，还有海南萌萌的“启示与理性”、北京李猛的“思想与社会”、北京贺照田的“学术思想评论”（后来听说汪晖加进来参与主持）等。为此，某女士才找萌萌落实情况问“是否属实”。我再说一遍，“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与“启示与理性”两件事，在其决定性方面则完全是萌萌独立承担起来的。

4.“后”，萌萌“去世后”的“后”，因为只有这个承接关系：如何办“萌萌纪念馆”，如何为了继续出“启示与理性”而将原来“萌萌主编”的位置换成“萌萌学术工作室”，如何坚持每学年新生入校讲“萌萌问题意识”（十年如一日），等等。那就是外国哲学学科点暨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持之以恒的工作。其间，萌萌的先生萧帆博士参与进来，是必须着重提及的。

201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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