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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第1页）

人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

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

这是易卜生的娜拉向社会发出的“人权宣言”。有人说是“独立宣言”，有人说是“解放宣言”。“独立”也好，“解放”也好，都是以“人”为其内容的，是人的独立和解放，一百年来，我们已见过了。但是，娜拉，娜拉是否已像“一个人”那样生活着？“奇迹的奇迹”是否来到了娜拉和海尔茂之间，或者说，来到了人与社会之间？

历史的回答是：“绝望。”西方现代荒诞派把娜拉对“人的解放和复元”的追求，简直变成了绝望的歇斯底里……

难道现代生产力比起娜拉在家的时候，不是像着了魔似的增长着和涌流着？难道今天的娜拉没有带着电脑享受无可比拟的现代文明？那究竟是为什么，娜拉，你还要在你的生日里，在你无边的期待中，忍受着被物化的苦恼？

我是易卜生20世纪70年代的读者，我就从这儿回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1

富有浪漫蒂克幻想和自我牺牲热情的娜拉，为了救病重的丈夫的命，为了不给垂危的父亲增添烦恼，为了对亲人做“一桩又得意又高兴的事情”而显示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让人们看看：“娜拉，娜拉，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不懂事”，背着丈夫，找放债人柯洛克斯泰借了1200块钱，自己偷偷地在借据上填写了保证人即父亲的名字。

但是，天真的娜拉，的确太“不了解咱们的社会”了！当她怀着女性的喜悦和骄傲，把这个似乎只属于她的秘密埋藏在心底时，怎么也想不到，她为此已经触犯了法律。一个潜在的危险在窥探着她，随时可以置她于死地。

19世纪70年代的挪威，还是一个十足的小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刚刚在这里起步，这个生活脉搏缓慢但却正常的社会，也感受到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所带来的现代灾难。历史的进步唤醒了在隔离状态中沉睡的土地，同时也给“纯朴的自由农民之子”抹上了复杂的思想感情色彩。挪威所引为自豪的社会道德和作为社会基础的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在金钱的金黄辉映下消融了，剩下的只是无情的“现金交易”。可想而知，谁在金钱上失足，谁就会掉进苦海。

因此，所有沾染着昔日荣光的名誉，都和金钱的荣誉联系在了一起。这就使得这个小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即为荣誉鼓噪的社会舆论的小气和专横，更浸透着伪善、欺骗而亏损自己的良心，使人们的性格卑鄙，“成为不彻底的、两面性的人”。

这一切，集中地体现在娜拉的丈夫——“社会支柱”海尔茂的身上，透过海尔茂对待柯洛克斯泰的态度，我们可以窥见这个“堂堂男子汉”灵魂的一隅。

对柯洛克斯泰，一个曾经像娜拉这样私填借据而失足的不幸者，一个触犯了金钱荣誉的人，发了迹的海尔茂毫不犹豫地履行着他的“社会支柱”的职责，即像社会惯常做的那样开除柯洛克斯泰的银行职务——剥夺他生存的权利。这当然首先是立足于个人的金钱利益的。当娜拉请求海尔茂留下柯洛克斯泰时，海尔茂激动地说：“我们有过一段交情，……他随便乱叫我的小名儿，……要是他在银行待下去，我这经理实在当不了。”——这个绝妙的细节暴露了海尔茂断然断送一个人的更深一层的原因。

柯洛克斯泰的现在，预示着娜拉的未来。戏剧在矛盾的交织中显示着自己的力量。

用柯洛克斯泰的话说，他在被人一脚踢下水时，为了生存，要拼命地抓住一块救生的船板不放。这个船板就是娜拉。海尔茂，这个迟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这般地自私胆小，早已丧失了资产阶级兴起时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因此，柯洛克斯泰决定借娜拉的失足，逼海尔茂作一次交易：要么保全柯洛克斯泰在银行的职位，要么毁掉娜拉的名声，进而毁掉海尔茂的刚刚展现出玫瑰色的灿烂前程。

可怕的命运的阴影，一点点逼近了这个“幸福而美满”的家庭，一点点逼近了娜拉的善良、天真的心灵。从第二幕到第三幕，那封信，那封投进了信箱里的、柯洛克斯泰揭发娜拉“伪造签字”的信，使娜拉经历了一场复杂的内心活动。她一下陷入了盼望奇迹到来又害怕奇迹到来的矛盾之中。她已下决心用自己生命的代价去换取她的托伐（即海尔茂）的名誉，就像她曾经用自己名誉的代价换取了托伐的生命一样。她渴望用这种奇迹显示自己爱情的价值。那种临死前的疯狂的舞蹈，正是带着这种决心的印记而震慑人心。同时，她仍然小心地期望着，作为“应有的”人——她深爱着的托伐，能在这生死关头，显示出他爱情的奇迹般的力量。那时，海尔茂勇敢地挺身而出，大声说：“尽管宣布吧，事情都是我干的！”就像他刚刚在耳边甜言蜜语说的那样：“亲爱的宝贝！我总是觉得把你搂得不够紧。娜拉，你知道不知道，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的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奇迹似乎真的就要降临到这个家庭。娜拉一下子变得这样自信，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托伐，现在你可以看信了。”

可怜的娜拉，她以为人作为人，“爱情就只能用爱情相交换”。女人既然为她所爱的男人牺牲了一切，男人也应该为他所爱的女人牺牲一切。双方只有在这种彼此为对方牺牲一切的“奇迹”中，才能得到摆脱金钱桎梏而直接肯定人自身的奇迹中的奇迹。

可惜，这个“应有的”人远远没有被历史带来。“现有的”人——海尔茂看完信后，立即露出了一副可怕的面目。那在柯洛克斯泰的问题上揭开了一角的灵魂的帷幕，整个地拉开了。他粗暴地训斥无辜的娜拉，卑怯地决定接受柯洛克斯泰作为交易的条件，他公然宣称“男人不能为他心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那是维系着他的金钱利益的名誉呵。娜拉的梦，在顷刻间幻灭了。和海尔茂一起生活了八年的娜拉，一个曾经像小松鼠一样活泼、像小鸟儿一样可爱的“玩偶”，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终于清醒地看清了存在于她和他之间的那种现存的“家庭——社会”关系的秘密。

梦醒了，不能再回到梦里去。娜拉勇敢地走出了家庭——走向了自己“性格的历史”的必然归宿。她要承担对自己的更神圣的责任，即“做一个人”的责任。她要到社会中去了解、学习：“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2

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易卜生正确？1870年，即写作《玩偶之家》的前几年，易卜生写了下面的话：

自由、平等、博爱——现在已不是在已故的断头台时代那个样子了。

政治家们固执地不肯理解这一点。这就是我憎恶他们的原因。他们想要局部的、完全表面的政治革命，这些都是空事。重要的只有人的精神的反叛。

这个“只有人的精神的反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易卜生早期作品开始一直探索、寻求着的“真正的人和完整的意志”这一主导思想来看，“人的精神的反叛”不仅有对社会虚伪的否定，还应有因此而返归真正人的本质这一更深刻的含义。只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树起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和这旗帜所指引的道路，在易卜生的观念中，已经动摇得几乎破灭了，而新的返归真正人的本质，即追求“人的解放和复元”的途径，又茫然不知所在。

但这并非说易卜生没有过自己的设想。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家庭问题的否定性题材，就已经包含着他的积极肯定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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